抗美援朝中彭德怀为何训王近山:刘伯承怎么会打败仗?

     红潮导语: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然而,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这当然是后话。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外界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而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

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新旧纠葛是非难辩老帅抱病蒙冤受屈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校庆。

此时,该校已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3千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

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苏联。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

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明确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956年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

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第一,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第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3名中将军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了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

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立刻赶到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洪、陈士榘等3个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两人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称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3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定论一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恰在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说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