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的儿子 许鹿希:邓稼先背后的女人

    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