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廉和任颐花鸟画艺术比较
居廉和任颐的花鸟画作品,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用细致艳丽的表现风格描绘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出现了大量以花卉、蔬菜、水果、昆虫、食物和日常器皿等静物①为题材的类型,突破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以摹古仿古为主的题材形式。
这种题材虽在清代以前已有不少表现,但基本与世俗清供的文化紧密相关,在当时看来并不符合传统花鸟画主流的审美趣味,仅只是画家即兴之作。如宋代董祥《岁朝图》、明代陈淳《花斛牡丹图》、陈洪绶《岁朝清供图轴》等。
然而居廉和任颐花鸟画中对此类题材的描绘,超越了传统观念的桎梏,突破了晚清沉闷的笔墨情调,和程式化的风雅题材,更走近了平民百姓的生活,雅俗共赏的形态更明确化,这是时代气息赋予两人花鸟画风格的创新。
居廉和任颐的花鸟画中,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与市民审美相关的题材。居廉用工谨细腻的表现方法刻画折枝或独株的野花小草,配以昆虫作为点缀。与以往文人借野花抒发胸中远志的格调相距甚远,更接近广州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调和心态。
在任颐的画面中,出现了很多闺阁小姐钟情的花猫和用娇艳色调描绘的牡丹,悠闲慵懒的生活味道跃然纸上,彰显着当时上海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趣。另一方面,两者对当时世俗文化相关的题材相当重视。这类题材与传统花鸟画中清供的题材类似,但是画家在创作的心态上,已经完全改变,为了迎合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画面更具生活趣味性。
如居廉《岁朝图》和任颐《岁朝图》中养作盆景的水仙和怒放的牡丹配上丰盛的水果、食物。画面用色大胆艳丽,洋溢着浓浓的新年节日气氛。
再则,出现了大量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蔬果作品,例如石榴、荸荠、荔枝、香蕉、西瓜等也成了单独在画面中出现的题材形式。此类作品不再是以折枝花鸟或全景花鸟的形式表现,而是作为日常食物的静态形式被安排在画面当中。由于此类题材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作品更显示出信手拈来,随笔之作的情调,散发着亲和、淡雅的香气。
二、境界:天趣盎然
居廉和任颐的花鸟画艺术出现了相同的创作观念,两者都相当重视自然物态的生意,崇尚自然,选择回归生活,通过写生和观察,获取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拟人情趣。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对“写生”一词,有其独到的见解。中国画中所提及的“写生”内涵,在于“写物态之生意”,与“气韵生动”所指引的中国审美趣味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写生的外在含义中,更重要是在于这一行动性指引的本身,注重对自然物态的细致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画家的主观之情与自然万物之趣相融,达到“物我同一”的最高境界,居廉的昆虫和任颐的鸟禽,正是在认真观察自然、生活后,经过艺术提炼,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的花鸟画作品之中。
居廉秉持着师法自然的写生态度,作品的选材大多是广州随处可见的时花、野草、昆虫。虽然没有深刻体现文人比兴、寄寓的绘画精神,但是其源于生活、从微物中体现生活趣味,却令其花卉昆虫灵巧有情,润泽生趣,并富有戏剧性的情感造诣,形成“不待空阶草露月色微茫间,已如闻唧唧的虫声了”②的花鸟画情境。
居廉团扇画《抱花图》中一只后足伸展,跃跃欲势的蚱蜢给画面填了一份自然天机之趣,细挺有力的后足,令蚱蜢有股跃然纸外的灵性。在观察中自然物象的内在趣味,为居廉的花鸟画带来了生动的创作源泉。其昆虫小景都极富生趣,在花草丛中嬉戏,甚有清新的童趣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