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为李陵辩护,是司马迁人生中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事,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前与之后,司马迁遂判若两人。司马迁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呢?
原因恐怕有三。
其一,司马迁开头与汉武帝关系不错。他本想当个模范公务员,“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这样,汉武帝对其想来也不会坏。君臣关系融洽,彼此说话可以畅所欲言。其二,司马迁乃性情中人,他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后来的扬雄还称他“好奇”,这就容易口无遮栏。其三,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也,趣(取)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敫勤之欢”(《报任安书》),但一旁观察,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是个人杰,降敌乃万不得己。所以,出于公道而非私谊为李陵求求情,不致于被人曲解。
想不到的是汉武帝翻了脸。这一下,司马迁就惨了,“受宫刑,不蚕室”,蒙受奇耻大辱。幸好司马迁有后,要不就香火灭绝,断子绝孙了。司马迁是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才活下去的。不过,遭此一击,司马迁的追求遂异。如果说他开始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话,后来,恐怕掺进了“发愤”的因素,为的是“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报任安书》)。对司马迁的这个变化,读者是觉察的,故贬之者谓《史记》为“谤书”,褒之者则夸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褒或贬实一体两面的不同表述而己。”
“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安书》),司马迁要“发愤”,姑举一个例子:李陵降敌,不好写了,于是司马迁就浓笔重墨写李广。“飞将军”李广是李陵的爷爷,能征善战,人脉也好,死的时候“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吊唁者络绎。可李广难封呀,后人道:“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为其鸣冤。写好李广,写李广的遭遇,不有点“借他人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意味么?而且也隐含着汉武帝的寡恩。
孟子曰:读书评文,必须“知人论世”(《孟子·万章》),确是至言。以此来读《史记》,也不啻是把钥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