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绣文的儿子 视舞台为生命的舒绣文
张定华一位保加利亚戏剧家来看《带枪的人》,他问:“那位坐在舞台后面打字的女演员是谁?”“是刚从上海调来不久的一位大演员。”专家激动地说:“大演员演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真不可思议!你看她的腿,她的手,我就看出她不一般……”几十年过去了,当初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日子却有如大浪淘沙,留在了记忆深处,不肯淡去。
我常常想起我的同事们,特别是人艺那些活跃的男女演员们。他们各有特色,生气勃勃,塑造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角色,在话剧的舞台上创造出一系列辉煌。
假如把他们比作夜空灿烂的群星,怕是恰如其分的吧。关于舒绣文的记忆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第一次看话剧是在1936年。那年,我16岁,正在上高中。听说,上海业余影人剧团的一帮大明星赵丹、郑君里、舒绣文、叶露茜及蓝苹(江青当时的艺名)要来南京演《大雷雨》,我和同学们十分兴奋,赶紧买了票去看。
我记得,蓝苹演卡捷琳娜,赵丹演她的丈夫,舒绣文演她的婆婆。这个话剧使我大为震动,我没想到话剧竟如此好看。
我小时候住在天津,常常跟着家里的大人去看京戏,后来简直成了京戏迷。这场《大雷雨》把我彻底征服了。舒绣文把婆婆真是演活了,给我印象太深了。从此,我不但迷京戏,也开始迷话剧迷电影。
我第一次见到台下的舒绣文则是好几年以后了。1944年在昆明,有一天大学同学约我去一位孙先生家参加舞会。在那里,我看见了舒绣文和她的先生,一位商人。那天晚上,大家主要是跳舞。我并没有机会与我崇拜的明星舒绣文说多少话。
后来,直到解放后,我1954年调进北京人艺,才又遇见她。解放后,她本来在上海拍电影,但是50年代她得了心脏病,无法适应拍电影的紧张节奏。1957年初,周总理决定把她调到北京人艺来。
她是全国闻名的大演员。早在抗战时期就与白杨、张瑞芳、秦怡齐名,被誉为中国影剧界的四大名旦。50年代,第一次评级评薪,全国戏剧电影界,只有四个艺术一级演员,其中就有她。但我发现,她对人热情诚恳,非常容易相处,没有一点大演员的架子。
她一来,就对剧院的副院长欧阳山尊说,想演戏。他俩是30年代的老熟人了。当时,导演夏淳正在排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山尊说,主角已经定了,是杨薇演,还有一个只有六句台词的女学生,没有定。
舒绣文马上说:“那我来演!”在排演场,杨薇一看见舒绣文来演这个小角色,吓了一跳:“咦,你怎么来演这个角儿?”可就是这样的小角色,舒绣文却十二分地认真。第一场排下来,她对山尊说:我好紧张啊,手都冰凉,好久没演话剧了。
不久之后,山尊准备排苏联鲍哥廷的《带枪的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舒绣文对山尊说,《带枪的人》我想上。山尊说,这个戏尽是男角,一共三个女角,已经有人了。舒绣文问:“还有没有不说话的?”“还有一个打字的。
”“那我就演那个打字的。”排练时,舒绣文认真地看前面的戏。她并不是坐在那里机械地打字。当列宁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打字机就发出很小的声音;当前面只有人物走动没有台词时,她的打字机就清晰地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有一次,一位保加利亚的戏剧家来看《带枪的人》。他问山尊:“那位坐在舞台后面打字的女演员是谁?”山尊说:“是刚从上海调来不久的一位大演员,她自愿来演这个小角色。”这位专家激动地说:“大演员演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当活道具?真不可思议!
你看她的腿,她的手,我就看出她不一般。你们国家有这样的好演员,了不起!”这真是台下有知音呐!舒绣文主动演群众角色的事,在整个剧院引起反响,大家都很感动。
我是总导演办公室秘书,也管宣传这一摊。我还就此写了一篇报道,给了报社。后来,人艺的一些老演员、主要演员在有空时,也主动跑龙套、演配角,形成了一种风气。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去大兴县搞文艺下乡。
我去了较长时间,春节也没有回家,等回来时,我晒得很黑。回到剧院上班,舒绣文一看见我,就迎上来热情地拥抱我,使我很感动。同事们都喜欢她,亲热地叫她舒大姐。说起来,舒绣文并不算漂亮,但是她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非常有神采。
她皮肤白,善于修饰,会穿衣服,风度特别好,很像出身于名门世家的人。后来,相处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其实她年轻时很苦。1915年,舒绣文出生在安徽安庆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
舒绣文刚上初一,父亲就得了肺结核。那在当时可是不治之症。她不得不退学,经常进出当铺与药铺。倔强的舒绣文决定担负起养家的重任。她家的对面不远有个舞厅。她想办法认识了一名舞女,学了两个星期跳舞,就进舞厅当了伴舞女郎。
那年,她才15岁。在舞厅,舒绣文认识了一名姓禇的记者。他答应带舒绣文去上海,帮她找工作还与她结婚。这时,一个债主常来她家纠缠,要拿她抵债。舒绣文就瞒着家人与姓禇的逃到上海。
然而,舒绣文很快就发现姓禇的骗了她,他在上海已有两房家室。一位青年发现舒绣文说一口标准的国语,就把她介绍到天一公司给电影明星陈玉梅当国语教员及丫头。舒绣文急于挣钱养家就同意了。陈玉梅是天一公司老板邵某人的夫人。
有一天,邵某人让舒绣文来演一个群众角色。她第一次拍戏,心情紧张,没看清地下有电线,绊了一跤。邵某人气坏了,破口大骂:“你知道这个进口胶片多少钱一尺?你给我浪费了多少尺胶片?真笨,不是演员材料!
”倔强的舒绣文当即辞了工,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做个好演员,给你们看看,出出这口气!她先加入了“集美歌舞团”,后来又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五月花剧社”和上海艺华电影公司。1934年,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社”排演《梅萝香》,请舒绣文演堕落女伶筱香兰。
未满20岁的舒绣文把这个人物的庸俗无耻演得惟妙惟肖,一时声誉鹊起。明星公司与她签了五年合同,她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她把家人接到上海。自己则一面拍电影,一面补习文化,锻炼形体。
她在明星公司三年拍了电影13部。资深导演李萍倩看了她与大明星胡蝶同台的《夜来香》后预言:“绣文这颗珍珠,就要在影场上闪亮发光了。”秦怡后来回忆说:胡蝶的表演仍然主要是做戏;绣文则开始着重塑造人物。
舒绣文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艺术成就我早就知晓。她在那几年演了二十几出进步话剧,每每都演主角,尤以《蜕变》中的丁大夫和《天国春秋》中的洪宣娇最为人们称道。而她抗战胜利后与白杨、陶金等在上海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她演的“抗战夫人”王丽珍实在太成功了。以至我和人艺的同事们原先以为她本人就像王丽珍般骄横跋扈。直到真的与她相处,才知道她是一个如此温柔善良的女人,才意识到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高超的性格演员。
就在刚到人艺的1957年,舒绣文先后演了《北京人》里的愫芳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假如说她把善良贤淑的愫芳演得恰如其分的话,她把又甜又辣的虎妞则是演活了。
《骆驼祥子》公演之后,好评如潮,舒绣文在北京名声大噪。人艺的一些青年演员一遍遍看她的戏,琢磨她的表演。老舍也特别高兴,他没想到,梅阡把他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话剧竟如此成功,舒绣文的表演竟如此精彩。
1958年,人艺排演田汉的戏《关汉卿》。田汉的剧本一向富有激情。而刁光覃饰演的关汉卿与舒绣文饰演的朱簾秀有几场戏真演得激情洋溢,高潮迭起。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剧院同时排演几台大戏,我们艺术行政人员也纷纷披挂上阵。
我正好在此剧中演燕山秀,每晚都与她同台,每晚都被她的表演深深打动。剧中燕山秀是朱簾秀剧团中的演员,戏不多,使我正好有机会观摩学习。舒绣文的台词功底很深,在台上特别富有激情。关汉卿写了《窦娥冤》后,明知将惹怒元朝统治当局。
他担心朱簾秀有顾虑,不敢演。朱簾秀却斩钉截铁地说:“你敢写,我就敢演!”他们每晚演到此处,观众总是掌声雷动。导演张骏祥说过:“绣文最大的优点,是有充沛的激情。”舒绣文自己说:“激情不是招之即来的,大喊大叫不叫激情。
激情是要把角色的思想脉络全部理顺了,根据角色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对方交流相碰,从积累中达到高潮,是自然的水到渠成。”舒绣文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1959年,剧院排演拉美作家的话剧《伊索》,舒绣文演女主人克莉亚。每天早上九点排戏,她八点就来练习穿着长裙子上下大台阶。在排练女主人按风俗给客人侍卫队长洗脚时,她要手拿水壶,蹲着往侍卫队长脚上浇水。
因为台词要与动作配合,舒绣文就蹲着一遍遍地练习。大家的精神都集中在排戏上,忘了她是一个病人。有一次,还是导演陈顒听见舒绣文的心脏怦怦急跳,才立即喊:排练暂停。导演找来一只小凳让舒绣文坐着排戏。
舒绣文不肯。她说:“排戏是为了演出,舞台演出时我是蹲着的,在排演场上应该锻炼蹲着,不该偷懒,心跳得快了一些,不碍事,我经常如此,蹲蹲就习惯了。”那时,年轻的女导演陈顒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她就住在首都剧场四楼,离我们三楼的办公室很近,所以常过来和我们聊聊天。
《伊索》是她到人艺排的第一个戏。她心里不免紧张,担心大演员们看不起她,不买她的账。后来,她多次对我们说:“舒绣文真了不起!她是个已负盛名的大演员,可排戏那么认真,没有一点架子。
我回国以后第一次排戏,我们却合作得这么好!”1962年,正是粮食紧张时期,剧院又演《骆驼祥子》,舒绣文病了,实在不能再演了。叶子和舒绣文1938年在汉口就同台演戏,是相识几十年的老姐妹了。
她跑去探望舒绣文,一看她病得不轻,就埋怨说:“你病成这样,怎么还演戏?该早点说呀!”舒绣文却说:“作为演员,我死也要死在台上。”一个把演戏视为高于自己生命的人,她能不取得惊人的成就吗?舒绣文的戏德还表现在她一贯对年轻演员的鼓励和帮助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女儿辛夷楣(笔名)去采访人艺的女演员李婉芬。李婉芬说,1957年,她还是个青年演员,对演虎妞B角很紧张。舒绣文就鼓励她发挥自己从小生活在北京、京腔京味特别浓的长处,大胆创造,绝不要一招一式模仿她。
吕恩也曾谈到过40年代舒绣文手把手地教她演《天国春秋》里的洪宣娇的事情。她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品德高洁的人。刚到人艺时,舒绣文得知,叶子是女演员中级别最高的,但只有文艺四级,就向领导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
她对山尊说:“我不能拿一级,我顶多跟叶大姐一样或者更低。”人艺领导报上去了,说舒绣文要求降低工资,但上级不同意给她降工资。
她才只得作罢。她一贯热心助人,同事们经济有困难时就常去找她。她慷慨地把存折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去银行取钱;还钱时,再自己把钱存进去。我清楚地记得,史家胡同56号大院看门房的老张工资少,孩子多,家庭经济有困难,舒绣文就多次接济过他。
同事们诙谐而感动地说,舒大姐是剧院的第二财务科。舒绣文到人艺之前,就已经和丈夫分手了,她自己带着儿子和一个保姆从上海迁来北京。那时,有一个老朋友经常来看望她,许多40年代后期在上海文艺圈中的人都知道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共同经历和真挚的感情。
但是,他们不能结婚,因为对方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离婚。在史家胡同56号的大院里,大家整天出出进进在一起,时间长了,人艺的人也就都知道了这件事。
同事们心疼她,真心希望她幸福,真心盼望她能有一个朝夕相处的伴侣。可世上的事十之八九不能尽如人意。有一天,这位朋友匆匆从楼上跑下来,喊传达室的老张快去叫救护车或者三轮,说舒绣文犯心脏病了。那时,救护车不多,在传达室附近的同事们,急忙跑到胡同口去叫三轮,又把舒绣文抬下来,送到医院。
我的小儿子当时正在大门口玩,也跟在大人们后面跑前跑后。大家都知道她的心脏病很严重,所以相当紧张。那天,总算送医院及时,她被抢救过来了。
此后,她卧床养病好一段时间,周总理和邓大姐知道了,还来56号人艺大院看望她,给她送来营养品。后来,她去上海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很成功,她恢复得很好。她高兴地说:“再养些时候,我就可以演戏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了。可以想象,她这样严重的心脏病,又刚刚做了大手术,怎么经得住抄家、揪斗的折磨?造反派还逼着她的保姆揭发她。她的保姆是她从上海带来的,跟了她很多年,对她很有感情。
但是,架不住造反派连逼带吓,瞎说一气,把舒绣文形容得简直丑恶不堪。吕恩在《怀念舒绣文——振奋胜于惋惜》中回忆了她们被专政时,红卫兵来提审舒绣文时的情况,问她30年代在上海业余影人剧团和谁同台演出《大雷雨》。
舒绣文说了赵丹、郑君里等,可就是不提蓝苹。红卫兵就啪啪啪地扇她耳光,直到她再也无法忍受地叫喊起来,才住手。实际上,她当时如果说出蓝苹的名字,恐怕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真没想到,三十年前我看过的那出她与蓝苹同台的《大雷雨》,竟成了她三十年后罪加一等不断遭受非人折磨的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文革”高潮之中。那天,在灯市口,隔着马路我看见她从史家胡同走出来,走得很慢,头都不敢抬。她穿着一身中式蓝布裤褂。
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她家保姆的衣服。我想,她当时一定病得不轻。后来听说,在“牛棚”里,她的肚子长了浮水,被送进医院,但得不到应有的医治,病痛长期地折磨着她。1969年春,舒绣文去世了,年仅54岁。(本文由张定华口述,辛夷楣执笔)文汇报2009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