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华国锋】毛远新干了什么蠢事让华国锋很不满
新导读:“四人帮”火冒三丈,开始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1976年4月,毛远新接连向毛泽东写出两份报告
邓小平处于赋闲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摘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四人帮”干扰、破坏和镇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恩来,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了全国。
然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
1976年4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出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李先念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开会时,其他许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不表态。华国锋虽然主持会议,但也没有说什么话。
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喊,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性的意见。然而,毛远新却在4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使用了“敌人”、“国内外敌人”、“借故闹事”、“钻空子”等词汇,来称呼这场群众运动。毛远新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远新这个报告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在字里行间他已经把这场群众运动定性为“敌人”的“闹事”；二是他可以单独向毛泽东说事情、提建议，例如“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等；三是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基本上就是为中央政治局定调子的报告，只有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报告后，华国锋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写报告。
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
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蹿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讨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作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他在4月5日早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
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这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毛远新在这份报告中夹带了许多“私货”，其中最要害的，是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认为“天安门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并且把事件的责任直接推到邓小平身上。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听信了毛远新的话。他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的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作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引火烧身，被“保护审查”
1976年4月5日晚，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受到镇压时，毛远新躲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玻璃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同时参与指挥。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又参与了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活动。他住在中南海，每天都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商量事情，帮助“四人帮”出主意。
晚间，他还要去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筹划新的阴谋。他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经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已经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正的“反动派”，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火之所以能烧到毛远新的身上，基本原因当然是他追随“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但也与他在毛泽东逝世后干了一件蠢事有直接关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四人帮”随即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样，他们必然与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在此情况下，毛远新仍然站在“四人帮”一边，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爪牙，这引起了华国锋对毛远新的注意和不满。
本来，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要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
华国锋和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
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风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同意这个意见，但华国锋仍然不同意。于是，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
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风，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201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
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率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
“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
”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
江青一听，索性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得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
”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这时，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要讲话，他们也不让讲，一直由他们吵嚷。华国锋和汪东兴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都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
”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并定于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实施。6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派人去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抓了江青。
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此前，他们就决定，把毛远新也一同抓起来。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张耀祠执行抓毛远新的任务，还让李连庆(毛泽东生前的卫士)与张耀祠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张耀祠向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讲述了他们抓捕毛远新的全过程：
当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里住的。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自然可以例外。毛远新住的这个地方，离江青所住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很近，以便于及时联系。
毛远新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个身手不凡的警卫。这两个警卫日夜跟随着毛远新，也与毛远新一起住在颐年堂的后院。毛远新带着一支手枪，他的两个警卫，每人也都带着手枪。10月6日晚8时半，穿便衣的张耀祠和李连庆带着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抓捕毛远新。
他们虽然知道毛远新他们有手枪，却都没有带手枪，张耀祠心中有数：在颐年堂四周站岗的警卫员，都是他的部下，毛远新如果闹起来，这些带枪的警卫很快就会把他制服的。由于李连庆与毛远新很熟悉，张耀祠让李连庆先进屋。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
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中央警卫团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上海的“李实”工程师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先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着，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一进宫”。
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监狱里，他还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关押他的监房较为干净、整洁，一日三餐吃得也算好，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能读到报纸，可以看书、听收音机，后来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看电视，身体若有不适，监狱方面就会从城里找来医生为他诊治。
上世纪80年代初，王震亲自到秦城监狱，找毛远新谈话。王震在谈话中提出，对于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错误，是否写材料回忆一下，你毛远新是否承担一些责任？他还流露出，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
毛远新提出：在监狱中没法写。于是，在王震的关照下，秦城监狱方面以毛远新治病需要好一点的条件为名，让毛远新“出狱治病”，在秦城监狱外边不远的一处房子里，给毛远新单独辟了一个房间，让他在那里吃、住，写材料。
但毛远新住进这个房间后，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感到对毛主席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自己承担不了责任。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写的材料，自然不能使上级满意。隔了一段时间，毛远新又被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二进宫”。
1987年，毛远新的生母朱丹华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转到江西南昌服刑，以便于她能经常去看望毛远新。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朱丹华也是老革命，她的这个要求，得到了上级同意。于是，毛远新便被安排到南昌服刑。
在南昌，毛远新仍然得到了好的照顾，他单独住一处房子，可以看书、读报、看电视，吃穿不愁，他母亲朱丹华也可以随时去看他，只是他不能与外界接触。这个待遇，使毛远新享受着实际上的狱外生活。毛远新也利用这一条件，读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1987年发生学潮，我国一些地方出现动乱的迹象，有关部门出于种种担心，决定仍将毛远新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三进宫”。
1989年初，朱丹华再次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仍回南昌去。有关部门经研究，同意了朱丹华的要求。
1993年，毛远新刑满释放(毛远新被判17年徒刑，从1976年起，关押一日折抵一日)。他向组织提出要求：还要干一点工作。组织安排他到上海一个研究所当工程师。去上海工作，再用毛远新的名字就不方便了，于是，他化名“李实”，去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了。
毛远新到研究所后，工作特别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他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在业务上很快就成为研究所的骨干。许多年轻人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求教，毛远新也很热情，认真帮助青年科技人员解决各种难题。
每天，毛远新都是比较早地来到班上的人。一到班上，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平时很少讲话，但为人热情、谦和，工作态度认真，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在人们心目中，“李实”工程师是一个好人。
一次，单位里开全体党员会议，研究所里的党员都进会议室里开会了，可“李实”工程师却仍然在办公室里忙着。有人就问：党员开会，你怎么不去?“李实”工程师回答：我不是党员。单位里的群众十分不解：像“李实”工程师这样的人，怎么还不是党员?大家不知道“李实”的真实身份，这对毛远新有一个好处，使他得以在上海过了几年平静而又忙碌的生活。
2001年，毛远新60岁，按规定，他退休了。退休后的毛远新，每月领着一份退休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另外，他还是得到了关照。一次，某中央领导人到上海视察，向上海市委有关领导问了毛远新的情况，得知毛远新的退休金较少，在这位中央领导人的关照下，毛远新的退休金增加了一些。
来源《党史博览》节选自《毛远新缘何被“保护审查”》作者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