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家族 学术讨论:李鸿章家族与杨崇伊的关系

百年后回顾杨崇伊与戊戌变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与光绪帝结成了联盟,意图改变中国,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近百年来举不胜举,文章观点当然是向着维新一边倒的倾向,尤其是文艺界将这一情景搬上银幕舞台之后,广大受众在此感染下,无不对维新派及光绪帝洒出一掬同情之泪。

有人说西方人偏于理性思维,东方人则偏于感性思维,看来不无道理。好在今天已不是百年前的封建王朝,我辈百姓已经可自由讨论历史,条件是用事实来求证史实。

有关戊戌政变中,大多熟知的故事,不再重复赘述,只对陌生的感兴趣的才作为议题。 一,杨崇伊在戊戌前后 杨崇伊(1850-1909)字莘伯。1870中举,188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890年为会试同考官,此间前后任记名御史,会典馆详校,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1895年补江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事务,三品衔,花翎。

此时,“御史杨崇伊奏:京官创设强学书院,值党营私,请旨严禁------”(《清实录》),1896年转为广西道监察御史,并弹劾文廷式,使其革职,永不叙用。

1898(戊戌)年,农历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于是太后复临朝训政------”(《清史稿》),要知道的是,杨崇伊在表面上是弹劾康梁,实际上也弹劾了光绪帝,也从这时开始,被维新派视为死敌。

据说慈禧在准奏后的盛怒之下打了光绪帝的耳光。另据杨云史六女杨满荫叙述:初三日杨崇伊上朝离家时为家中做了安排,吩咐如果他中午时刻不回家,就举家离京,外逃避难。

此处想说明一个题外话,史分正史与野史,野史随你怎么写,若是正史,则要顾及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以及避讳等,就是写正史不涉裙带关系,可“文革”时期颇有知名度的范氏某人,在他的《中国通史》中既然毫无顾忌写道:“------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这样的写史手笔真是空前绝后的,他误导了一代读者,使读者以为杨在戊戌政变中的举手投足均听命于有裙带关系的李,试问杨李的儿女有通婚之好,难道杨崇伊会把自己的荣誉和身家性命都赔上?好在“文革”一结束,这位范某便靠边了,其两大本《中国通史》从此无人问津,岂非天意!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杨崇伊为人。

据载:“杨崇伊------秉性沈毅,勇于任事,为合肥李文忠所器重。丙戌,庚寅分校礼闱,衡文以清正为宗,所得士无便僻诡异之行。乙未补御史,奏请广设学堂,聘华洋教习教授诸生,予以出身,以造就洋务人才。

当时虽未允行,后卒如其议------崇伊慷慨有大志,性直,每喜斥人过,人亦以此衔之。”(《重修常昭合志》p.1090)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崇伊性格坚定,敢于做事,有开明的眼光,他选用的文章和提拔的人都力求正派,缺点是当面批评人,方式有点不当。

杨崇伊在为人方面,连诋毁他的维新派人士张鸿,在对杨的人品性格评价时也不得不承认杨崇伊:“------至于他的性质,却是直爽,遇事敢作敢为,比当时一班要人唯唯喏喏,不负责任的不同。

所以北京官场就容不得他了。”(《续孽海花》p.365),这里张鸿说的是大实话。现在看来像杨崇伊这样性格的人,不要说封建的满清政府需要,就是当今的政府恐怕也不会推辞,我们时代的价值趋向在改变,但每个政府用人唯贤这条规律基本不变,难道我们会容忍那些毫无主张和建树的碌碌无为之辈来充当政府大员? 鼎革后,杨云史在回忆父亲时说:“检先公箧中笔札,得封事手稿累寸,皆人臣所不敢言者,居台谏四载,凡草密疏,惟我母伺左右,虽为子者不知也。

母虽憂惧,未尝以身家之言进,所言皆关大计,虽不用亦留中,惟其密也,乃为世所疑忌,实则非皆弹一人论一事也。今者墨渖如新,宗社墟矣。按之今事,乃如后言,益叹我父之忠,我母之贤。

扫墓舟次,挥泪纪痛。”(《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正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p.148以下简称《江山》)。在接到清廷谕旨开复(平反诏书)时,杨云史写下这么一段话“先公在台谏四载,适当丁戌之际,抨击权贵,直声振天下,一时有笑比河清之目,是以仇家多贵人------”。

可见杨崇伊御史在位四年,做了人家不敢做的事,讲了人家不敢讲的话,得罪了权贵和既得利益者,以及刚露头角的维新人士,其人为当时贪官墨吏们所疑惧和不容也是必然的。

同年杨崇伊被人举报弹劾,原因是杨以军机处“虎神”名义,给山东做知县的亲弟弟电报中谈论家事,当时电报在中国还是新事物,使用电报要一定等级外费用也贵,用现在的话说是利用职务便利,公器私用吧,并举报至慈禧,使太后慈禧感到为难,使御史杨崇伊处境尴尬。

这就是杨崇伊在戊戌政变后不久不是留在朝廷政治中心京城,而是被外放汉中府知府的原因了,尽管外放还升为二品衔。可以推断的是杨崇伊的外放,主要原因是他得罪了当政权贵,而非得罪初露头角的维新人士。

杨崇伊对康梁的弹劾,近百年来的评论文章一边倒地持批评态度。说是由于杨的弹劾,造成维新运动的失败和慈禧的再度“训政”云云。要知道杨是清廷御史,朝廷言官,“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心”是其立身之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其本职工作,如果他怕得罪人,凡事推诿,这才是他的失职渎职,他申说,他主张,他才称职。

后世论者往往以一孔之见或现今意见来武断评判前朝人事,诚以为不妥。

1900年,杨崇伊“------官陕西汉中府知府,调署凤阳府知府,二品衔在任,候补道护理陕安兵备道总理”(杨朝庆朱卷),第一年上任汉中,即遇汉中“出蛟”,即现在的山洪暴发。

据杨满荫叙述:山洪暴发,水淹汉中全城,莘伯公问下属,何使水退?下属称有法,但於府台不利,询之,谓将官府大堂上之扁额取下,从城门上抛下,则水自退,但不利府台官运。莘伯公谓,救全城百姓要紧,何计个人得失?于是立即叫人照办,须夷水退。

上面这段带有迷信色彩的故事,我们姑且听之,不必信他,那时还没有“科学”这一概念。 大水过后,时疫骤起,当时白喉流行,杨崇伊觅得《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立即自费出资刊印发送。

序曰:“庚子春,京师此症极盛,余儿媳女及孙男女九人,次第传染,媳以误服表散不起,正在焦灼,于徐仲文前辈处,得此书携归,照服,至重者三剂而愈,因刷印施送以广。仙师好生之德,愿阅者勿疑焉。光绪二十有七年,岁次辛丑二月,常熟杨崇伊谨识”。

到了1930年,该书由杨云史再次重印发送(民国十九年二月翟公馆重刊),重印序文:“此书理论透闢,方剂奇验,光绪辛丑年,先公曾刊送四千部,活人无算------”由此可知,杨崇伊在汉中府任期,赈灾时利国利民的业绩举措了。

其他有如办教案,修栈道等体现他励精图图治的几个方面。 杨崇伊任御史则上诉直言,维护朝廷利益不畏强梁,当朝廷要他去西部地区履职,他又绝对服从,并在工作中作出成绩。

他不谋私利,勤勉尽责,对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来说,更复何求?以上事实,使我们大致了解了杨崇伊的人品风格。 1904年,杨崇伊汉中府任期届满,“是年八月,先公以亲老告终养,陕抚升允奏保政绩,送部引见,两宫特招见,温喻可改近省迎养,无庸告,即日奉特旨改发浙江,殊恩异数,士论荣之,於是全家自陕归常熟里门------”(《江山》续集p.

216)由于在汉中的成绩突出,受到同僚的好评推举,回京时又有东西宫(慈安和慈禧)特别招见的待遇,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种荣誉。

据说慈禧大大夸奖了杨崇伊一番,认为在汉中府三年受苦了,特让杨崇伊在苏州做个总办督销。又离常熟很近,以便照顾家中,也是太后的恩渥。据说总办督销这个官不大,然薪酬优厚,当然是众人垂涎的肥缺。

数年后发生了苏州夺妓的冤案。 近百年来的社会舆论,都是把杨崇伊作为守旧派代表来批评的,而且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像如此这般的的思维定势,还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今天回顾杨崇伊在戊戌前后的工作及为人,无论是从封建的士大夫标准要求,或是用当今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得到的都是正面的结论。

当然要说明的是,他为之服务的是封建王朝,与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是有区别的。 二,康梁等维新派在戊戌前后 一八九四年,中日两国间的一场“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告终,第二年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在败绩的刺激下,康有为率梁启超在京城联合十八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和变法。

是年康有为会试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与文廷式等创立强学会于京城。但近年有人对康梁的公车上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责疑,说是经考证,爱国上书者大有人在,包括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绝非限于康梁的上书,康有制造假新闻的嫌疑。

这里且按下不表。 在国难面前,康梁的变法思想为光绪帝所赏识。光绪帝一八七一年生,戊戌年才廿八岁,康有为是年四十一岁,而梁启超是年只廿六岁,其他维新人士也多为年轻人,这些青年组在一起,虽抱爱国之心,但不够慎重。

“在短短的103天里,光绪帝颁布了100多条新政上谕”。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说改革就改革,那也得考虑接受程度,如果强行推广,不是生搬硬套,无法执行,就是执行了一阵,发现问题多多,不得不朝令夕改。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的年轻,他们的性格缺陷所造成。这就是一开始即可预见他们的失败。 年轻不是错,但年轻会造就错。康梁要维新,这与清廷的利益是一致的,问题是变法的经验蓝图呢?维新派基本没有执政经验,他们又摒弃传统的经验,于是只好借助于外来经验,他们聘请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一着铸就了大错!

我们先了解一下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近代政治家,1885年起,四任日本首相,1888年起,三任枢密院议长,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1898年来中国,维新派请其赞助新政,因戊戌政变猝发而离去。1904年以元老身份指导日俄战争,1906年任特派大使,于朝鲜签订《日韩协议》,积极推行朝鲜的殖民地化。

1909年在哈尔滨遭韩国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不仅是个狂热的侵略分子,还是个谎言家。在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过促,要求展限两月,并说“贵国何必过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道“尚未下咽,饥甚”。

此回答暴露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帝国的凶残贪婪本性。 说到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李鸿章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这里介绍杨云史回忆李鸿章对他的嘱咐:“-----光绪甲午之役,圻方壮岁,尝侍李文忠公座,语及东事(指日本),公庄容语圻曰:‘中日大战必不可免,早发则祸小,迟发则祸大,尔志吾言,老必见之,虽然中国必不亡,必有名世间生,以当大任,而非今日之事也。

’不图四十五年后,果以垂老之年,目覩南渡之祸------”(《江山》续集p.166)。以上这段文字是杨云史在一九四零年的回忆,上推四十五年,即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在是年预言:中日必然有大的战争,并要杨云史记住他的话!

李氏是预言家吗?不是,李氏是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凭经验得出此论。 近日有袁世凯致端方手扎流入拍卖市场(钤印:上海图书馆藏书),文字为:“再东邻(指日本),愚弄手段,素著灵活,追忆箕封,知之最稔。

现以图箕政策,转而向我,势非达其目的不肯歇手。欧美早悟,而我终不悟,将群起兼倂之心,恐嗣后感情愈来愈恶,欲求幸免,安有斯理?”(以上拍品为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致端方秘信,信后有‘阅后付丙’,意看后烧毁,为绝密文稿)。

你们看,连袁世凯都明白,日本谋图我中华国土的野心,并称欧美各国也都明白,可就是我们中国不明白。也预言:想要避免这样的后果,怎有这样道理? 预言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前有李鸿章,后有袁世凯,前后时差约一十一年,可见中国不乏明白之人。

当然不会仅止于上面两人,相信有更多的志士仁人,都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这里不涉及他们的主观意向。

回头再看戊戌年,这年的九月十四日,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十八日,康有为谒伊藤博文于日本公馆。二十日,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与光绪帝有这样的一段对白: 伊藤博文:“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

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于敝国,皇帝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光绪帝:“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侯爵之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侯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晰言之。

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以备观览”。伊藤博文:“谨尊崇命,他日猥成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

光绪帝:“但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 该对白发生在因甲午海战败绩而签订《马关条约》的第三年,对白中光绪帝夸奖了伊藤,并请他顾问中国的改革。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李鸿章明白,袁世凯明白,欧美各国明白,就是我们年轻的皇上不明白?维新派也不明白?还想邀请伊藤博文做中国维新改良的顾问,这一引进敌国政客来弥补自己执政能力不足的举措,既危险又幼稚可笑。

为了维护清廷利益,杨崇伊说话了:“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权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得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p.461)。请问,在此关键点上,清廷的御史向清廷进言,何错之有? 戊戌政变开始,康有为借道香港逃亡加拿大,后组“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

梁启超则逃走日本,创刊《清议报》,丑化慈禧。 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们,他们年轻,缺乏人生经验,因而更缺乏执政经验,他们急功近利,行事偏颇过激,这些先天的缺陷,就注定他们的维新变法的失败。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整体失势给广大中下层的中青年造成痛苦,本想一旦维新成功,他们便是国之栋梁,便有出头希望,可是事与愿违,在这等打击下,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希望,在悲观中诅咒,表现出他们的颓废思想和言行的不负责任。

清末民国初,当时言论出版比较自由,有人就利用这自由,写新闻,写小说,或为了糊口,或为了泄愤,信口雌黄,胡言乱语。

如常熟人张鸿在他的《续孽海花》中,就恶意中伤杨崇伊,说杨去天津阅兵,接受袁世凯一万两银票。想当年杨崇伊为了电报的事就被人举报到太后慈禧那里,安有拿了一万两银子倒是无人举报之理?如果真的拿了银票,早就被弹劾了,那里论得上张鸿先生操心,利用小说来攻击?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今读者,在看到这些误导性小说,新闻及历史资料时,务请多一份小心,先甑别它的真伪,勿为其蒙蔽,以乱思想。

不要以为过去老资料都是好货,要知道我们的文人先辈早就有弄虚作假的习惯了。

话还要说回来,维新派中也不乏有气度才华之人,如康有为,尽管他的变法是不可行的,但其个人的学养和魅力还足以为人称道。癸亥年(1923),康有为与杨云史初识于洛阳,杨云史有以下一段记录:“------(康)独引余作清谈,绵绵然若针芥之相投,书风流儒雅四字见赠,意殊爱我,余则以戊戌政变,先公与先生政见不合,弹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谈,且直告之。

先生则笑曰:‘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

’由是大加礼异。为论天下大势,至夜分握手慻慻。顾梁佽侯,徐善伯曰:‘云史国士也,其诗海内一人,我至爱之至敬之,是有缘焉。’明日金谷送别,执手曰:‘洛阳得君,此行不虚,幸善左右将军致勋业,’遂发。

余感先生爱我之真挚,至不以怨家为嫌,其气度迥非常人所及,慨念今昔,纷憂斯集,乃赋诗以报其意,先生盖伤心人也。”(《江山》正集p.250)读到这里,我辈后生不禁要为康有为的豁达气度而击节赞叹!

康不因为杨崇伊与杨云史的父子关系而产生隔阂,他认为“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这种态度是何等胸怀!难怪张剑也要说,“康有为所云‘政见各行其是’,可谓平心之论。

今诸家以维新为标尺,衡量评判当时人之是非,似未妥”(《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p.223)。看来我们的当政者及当代青年在康有为先生身上是否可学点东西。 三,戊戌变法对近当代中国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十三年后,清廷消亡,民国成立。

我们从戊戌变法的现存资料及其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看,既给中国的政治改良形成一种临时的扬眉吐气作用,也给时局带来不和与纷争。随着西风东渐,从此中国思想界思想各异,党派林立,尤其是在上世纪的前三十年,无政府主义一度横行,发展到军方地方各自为政。

此时东邻日本一直在觊觎中国的领土,看到中国内部上下不和,分崩离析,一盘散沙,于是就在三十年代发动了侵华战争,应验了李鸿章的预言,这样的后果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一段时间内,后人在述评戊戌变法失败原因,都提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及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应该说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尚在摇篮中,何来革命的能力?再说康梁变法队伍中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呢?看来没人能成为典型的代表,康梁本身就是清廷的官吏。

与后人所称的守旧派同在清廷做官,服务于清王朝,只是思想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治国理念,这就是政见不同。连康有为都承认是“政见各行其是”,而我们后世评论者偏要说成是“阶级”间的矛盾,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小姑娘,让人们随意地打扮?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先辈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想过的问题,我们不是要纠缠历史,更不应积怨到今日,而是要厘清事实,肯定正确有用的,摒弃缪误无益的,从中吸取教训,为中华的复兴做点实事,也为自己做人提供方向。

杨元璋 201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