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曹里怀 回忆我在长征路上的一段经历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我被调任中央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参谋长。一个星期后,部队在信丰附近通过敌第一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军委任命我为红四师师长,政委是黄克诚同志。

通过敌军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团前卫,受命打掉前进路上敌碉堡,开辟通道,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携带一门山炮,配合红四师的战斗行动。那是我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没有经验,接连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

正在着急的时候,彭德怀军团长及时赶到,他观察了一下敌情,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保障红三军团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以后,红四师在宜章以北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时,延误了4天时间,以致遭敌重兵追击,情况十分严重。渡湘江时,红四师在界首附近竟日阻击来自广西敌人的进攻,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进入贵州。经过英勇苦战,我军虽然脱离险境,但受到一定损失。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2月上旬开进云南的威信(扎西)地区。当时由于战斗减员,红三军团进行了缩编,取消师一级建制,加强和充实战斗部队。缩编后,军团部直接指挥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团。

我任第十团团长,黄克诚同志任政委。部队完成整编即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向遵义攻击前进。2月26日,红一方面军占领娄山关,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一部,27日再占遵义城。28日上午,敌吴奇伟部的两个师,配合王家烈残部向遵义进攻。

我红一方面军乘敌调动,集中主力发动猛烈攻击,歼其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红三军团由右翼进攻。当时我率红十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鸦山,被敌人射中腿部,导致出血过多而昏迷不醒。

同志们迅速将我抬下火线,护送到安全处做了简单包扎。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我的伤口严重感染,疼痛难忍。在行军途中,我一再拒绝上担架,坚持骑马和部队同行,直到伤口恶化才被送到总卫生部治疗,记得给我做手术的是梅丹青医生。经梅医生的精心治疗,我的腿终于保住了。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6月下旬,我腿上的伤口还未痊愈,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工作。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力量,7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我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我到职后,随红十一师(师长陈锡联同志)到腊子山,对松潘方向实施警戒。8月25日红四方面军出发过草地,31日到达上包座,配合红三十军消灭了胡宗南的敌四十九师。从9月1日起,红四军担任向南坪方向的警戒。

9月9日晚饭后,我接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电报,要我星夜赶回总部,另有任务。我立即启程,一夜走了70里路,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方面军总指挥部,见到刘志坚和李伯钊,得知张国焘正在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

我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南下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我马上给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写信,报告所知道的“分家”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信还未发出,就有人向张国焘汇报,说张宗逊“对南下不满”。为此,张国焘于10月5日突然找我到卓木碉“谈话”,训斥了我。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卓木碉成立,刘伯承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我任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红大”于12月5日到达天全县的红岩坝,训练了两个多月,1936年2月13日向北行动,几经辗转,4月4日到达炉霍。

这时,部队的行动方向已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一天,李井泉、郭天民、曹里怀等来到我的住处闲谈,议论了部队的出路问题。后来,有人把我们谈话的情况向张国焘作了汇报。

张国焘以非法组成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曹里怀、李井泉、郭天民和我以党纪处分。事后才知道,我们几人是被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张国焘南下失败,在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不得不重新北上。

1936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红大”抵达甘肃环县的洪德城。11月24日接到军委命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指挥科去保安;我带其余部分去木钵与红一方面军“红大”第三科会合。

第二天,我带红四方面军“红大”上级指挥科、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到木钵待命。11月26日,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校长来校,集合教职员和学员讲话,宣布木钵学校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治委员,我任上级干部队队长。

1937年1月2日,我率上级干部队到达保安境内顺宁,次日上午到保安,中午去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对我说:“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