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评毛 章立凡:《陈铭枢上毛泽东书》读后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表态,在党内外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不想当主席了?中共党内反映谨慎,而在党外人士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党外人士的两封上书
领会领袖心态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老在信中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
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
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
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却在5月18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热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4月30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
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
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
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
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陈铭枢除了举华盛顿为例,还谈到德国的俾斯麦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复述了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
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鉶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两周后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
二、毛泽东的“主席情结”
1957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1959年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1966年毛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1970年他坚决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最终导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
一系列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国家主席一职没有什么好感,自己不想当也不喜欢别人当。但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其所由来者渐矣,须追溯到中共“八大”前他与刘、周的分歧。
毛泽东自1949年10月1日起,就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礼仪性的职务,主要是出席国家重大活动、颁发政令和任免事项、接见国宾,令习惯于山中自在的毛泽东渐渐不胜其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感到他“熟习的东西”正在闲下来,而以往所不熟习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过分歧。薄一波曾经谈到:“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毛批评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在新税制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以组织上的分散主义错误为由,于1953年3月提议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同年5月,他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上述这些分歧,后来诱发了企图推倒刘、周的“高饶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又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诗人气质的领袖喜欢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符合经济规律和国力。分歧在1956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发动了对邓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掀起了1955-1956年间的全面冒进。周恩来不断地抵制冒进的形势,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搁置。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他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两年后清算“反冒进”时,他更指责这篇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的躁进方针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明显感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1957年5月的“整风”,就是重树权威的战略部署,笔者在《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过分析)。
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在9月10日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自己在历次党代会上当选和落选的情况:“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指第二、四次党代会落选中委,第六次党代会未入政治局);还谈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9月13日他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此时正值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当口,“老大哥”苏共也历来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
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据说是根据毛本人的提议),并真的接过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为他预设了一个职位:“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继续作出后退姿态,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想当了。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 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毛泽东在“八大”仍当选连任党主席。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自称“跑龙套”的他再度放风:“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4月10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度变调:“我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此后就不再提辞党主席了。
这些都是他4月30日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前奏。待到5月1日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大老上书挽留之后,毛泽东才在该信的批语中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他虽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
毛泽东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八大”与“九大”居然间隔了十三年,接班人问题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心病。
从“八大”前夕提出不当党主席,一变为“两个主席都辞掉”,再变为让出国家主席而留任党主席,直到十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并废除这个职务,虽然事态的发展有历史背景上的阶段性,心路历程却历历在目。
毛泽东很清楚——“党是领导一切的”。
“以退为进”是政治家的大谋略,但伟大领袖当时的战略意图,熟读兵法的陈铭枢竟未参透。
三、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规谏”
陈铭枢成名于北伐战争,在国民党中曾历任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领袖,1932年淞沪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1933年他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揭橥反蒋抗日。
1949年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