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三兄弟 毛振华:三中全会用多高的语言来评价都不过分

新浪财经讯 “穆迪-中诚信国际信用风险会议”于2013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微博]先生为本次会议做主题演讲中表示道三中全会用多高的评价,多好的语言来评价都不过分,因为他的确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清晰地勾画了未来我们国家改革的基本战略和基本框架,决议里很多内容也超出了我们很多学者的预期,我们最乐观的预期不过大体如此。

以下为毛振华发言实录:

毛振华: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一年两次的信用风险论坛,年底我们还要讨论经济形势,每年都给我一个任务我也很认真。这一次也是比较难的题目,三中全会前大家都在讨论三中全会应该有什么建议,三中全会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马上出来了,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样有很多的分析,有的讲短期要抓改革,有的讲改革能马上激发生产力,反正有很多讨论。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在发展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怎么样把改革发展和风险防范结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视角。

我最近有一个思考,在改革的大潮下什么样的领域和政策能够扣住我们的主题,同时又能够有效提高我们经济效率。首先我们看看三中全会对我们的影响,三中全会前我也有一个分析,我当时有一个说法“拭目以待”,当时说充满期待拭目以待,说改革还有不确定性,这种担忧也不是我一个人,也很多人都对改革既充满期待又拭目以待。

之前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论、辩论,这些讨论、争论、辩论在一起,客观的反映了现代中国不同利益基层对于改革的期待。

三中全会用多高的评价,多好的语言来评价都不过分,因为他的确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清晰地勾画了未来我们国家改革的基本战略和基本框架,决议里很多内容也超出了我们很多学者的预期,我们最乐观的预期不过大体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中全会回答了人们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争论和担心,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的。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评论说,三中全会是一个左中右都很满意的,都很满意是奇怪的,因为每个人利益诉求不一样,有一些利益诉求有相当的矛盾,大家都很满意,因为大家都很担忧,出的报告都不容易,回答了大家关切的问题,留下了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三中全会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工作量,一个这么好的决议,一个这么好的方向性的东西我们怎么落实?这一次三中全会跟1978年的三中全会相比,现在有很多人在分析这两个三中全会,我最近把那一次三中全会的报告看了看,我原来也学过,一直觉得那是无比崇高的报告,当时觉得很兴奋,现在回头看那个三中全会报告,你发现里面什么都没说,说的都很隐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说同意在集体经济已经崩溃,群众又很有意愿的地方,可以同意他们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根本没有像现在明确的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明这么一个明确的方向和这么坚定。

但是那个报告之后产生的影响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三中全会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在我们讲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中国怎么发展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我们当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家、社会、经济领域里存在着大量的弊端,对于现有弊端的揭示,对于传统体制的批判和反思,那个年代已经有了,其实问题所在跟医生看病一样,问题所在就是你的要害所在,因为大家治什么病有什么药,心里是清楚的,或者预料到这个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是有套路的。

那个年代的改革有对症下药,现在看我们新的三中全会的报告有一个问题,症结在哪里?我们对于现有状况的分析,对于现有体制弊端的反思没有详尽的写在上面,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我们讲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就说我们体制积累了很多弊端,有了非常尖锐的矛盾,但是我们要问现在最尖锐的矛盾是什么?我们的弊端是什么,报告中没有回答。

一个基调很高的报告,一个对未来很明确的总体框架很明晰的报告,并没有给我们现在留下一个很清晰的东西,当然三中全会报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是讲三中全会给我们开了思考之门,现在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可能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从经济方面看改革总是要为发展服务,其实大改革从三中全会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我总结为四点,有很多很多的归纳方法,每个人可以找到几个特点。第一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次高速增长时期,什么叫次高速就是对应超高速,超高速在10%,我们现在进入了次高速。

大家看我们经济增长率,我们从2008年以后有一个刺激政策,刺激政策以后我们经济有一个强劲的V字型反弹,季度增长率到了12.1%,这里是2010年一季度,我们一直经历了连续11个季度的下滑,这在整个经济学上可以确定为一次小型的衰退,或者一次很重要的调整,11个季度将近三年的衰退,一直到去年的中期,我们再采取一些刺激政策,今年的经济周期开始有所回调,回调到7.

6%到7.7%,我们遏制了这个势头,让我们看到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长期在这个区间。还有可能我们继续维持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

我们经济的下滑是在过去传统的2008年以来经济政策继续延续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从双位数下降到7%的水平,我们现在是7.5%左右的平均水平,但我们经济政策继续沿用了2008年以来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我的看法是“宽货币、扩信贷、扩投资”。

我们依赖这样的思路推动经济发展。宽货币大家应该看的很清楚,M2存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是GDP的两倍,货币宽松是不争的事实,从2007年算起,2007年以后我们M2的数是2007年以前总额的大概130%,这个已经翻了一倍,从货币上看切分为两个中国,2007年以后的中国比现在中国还少,整个货币总量在这几年翻了一番还多。

这个货币怎么进入经济实体,我们通过信贷、投资,我们当然要的是投资,要投资的渠道是信贷,扩大信贷规模,扩大投资完成的。

我后来分析,投资是怎么完成的?从宏观政策上讲,我们依靠这个道路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效率在递减,我们利用这个政策成功的拉出来一个V字型的反弹,反弹到12.

1%,我们现在继续延续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效应才下降。我在今年人民大学研究所的中期报告中说,在宽货币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2008年以来执行的政策效用的边际已经开始逆转,不仅仅是正效能下降,有可能负效能要发生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我在人民大学的报告。

这个情况的发生出现了“双失灵”的现象。经济学上讲凯恩斯主义分析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出现政府的作用就要显现出来。另外一个情况是很清晰的,更多时候政府是失灵的,后来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他们批判政府的失灵更加严重。

在中国我们从来不是那么经典的市场国家,在我们国家市场失灵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不是完全纯粹的在起那么大的作用。但是2008年以后政府的政策延续下来,我们发现政府的政策也有失灵的时候,效率在递减。

“双失灵”是我们现在遇到很大的困境,西方国家2008年以后也是一样,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我们经济体制最好,人家学习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主要的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逐步退出政府的刺激政策,回归到他们国家市场运行的常态,我们还在依赖2008年的办法。

短短几年中国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2007年以前的中国,是2008年刺激政策以后出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完全变化的中国。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经济政策,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经济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念。

这里出现重大的变数是社会杠杆的高企,因为我们执行宽货币、扩信贷,扩投资的方案,我们经济体还是这个经济体,企业还是这个企业,但是我们企业扩大了很大倍数的负债,这样我们企业负债率非常高,这张表基本上反映了我们企业的变化,特别是我们大中型企业的负债率变化更加大,超过了百分之百。

由于我们的宽松政策,这些钱去了哪儿?2008年我们认为产能过剩,我们在2008年以后就知道由于全球经济和全球需求的萎缩,我们作为全世界中国制造中国工厂的地位确实遇到了很难的问题,我们制造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国家开始治理产能过,我们进一步发现,即使在我们确认为产能过剩的部门,这几年新增的产能比淘汰的产能还要多,这个表可以看得出来像钢铁,我们新增产能是淘汰产能1.

5倍,钢铁本来就是过剩的,这几年我们还有一些投资钢厂,一张经典的照片是湛江市的市长在发改委门口亲吻批文。这是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出现逆行政化和逆市场化,双失灵在产能上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市场还是行政都说明了产能过剩,但是我们仍继续在扩大这个产能。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是2007年的逆转,使得我们出现体制扭曲,资源错配,杠杆率上升造成了体制扭曲和资源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