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勇军事专家 专家:军队建设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幕已经拉开。随着历史的面纱层层揭去,血与火的重现必然让人们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同时我们也可发现,无论对当年的战争还是未来的战争,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对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还需要条分缕析;对于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还需要进行澄清;对于制胜智慧,还需要集纳深思。
由此,《军事论坛》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共同举办以“回首战争历史,创新军事理论”为主题的专家圆桌会议,意在汇集思想细流,探寻制胜之道。
与会专家认为,战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战争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显得越来越突出。世界很多国家使用战争的频率加快了,美国和俄罗斯迄今各打了数场局部战争。回首过去,只能让我们感到研究战争、应对战争、加紧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更加紧迫。
这里刊发的成果,重在抛砖引玉,激发探索那段历史的灵感,而本专栏则将为有价值的思想提供交流平台。
探寻我军可能面对的战争特殊性
孙科佳(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十月革命后,各种军事理论不断涌入中国大地。当时党内军内关于中国军事问题掀起了一阵研究高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诸如中国军事应该按照西方军事模式来进行,中国军事必须按照苏维埃模式进行等等。
然而,毛泽东深刻指出,既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也要研究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就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表明:中国的事情必须在把握一般规律基础上,严格按中国的特殊规律来办,否则,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无论国家建设还是军队建设,都可能走弯路。
在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追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
世界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他人的结果是我们的原因,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加快深化变革将造成新的百年遗憾。
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方式;必须更加强调战略指导的前瞻性,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必须始终坚持自主性,正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在着眼世界军事发展大势的前提下,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王志军(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副教授):在一般战争和一般的信息化战争规律之外,必须研究我们可能面对的信息化局部战争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强调注重研究特殊规律,符合科学的认识论。根据这种认识论,研究战争应该有两个过程,一个是从特殊到一般,一个是从一般到特殊。从已经发生的具体的战争去抽象和总结战争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个过程,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从一般到特殊,找准我们所面临的战争的特殊规律。
只有完成这两步,才能得到具体的战略战术。总结信息化局部战争的一般规律,肯定是必要的,但如不深入研究第二个过程,这个成果就是不接地气的,不能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
怎样去研究特殊规律?要加强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把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信息化局部战争相关的各种因素,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好。在这方面,《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是个典范。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要敢于和善于战略预见。这不是凭空猜测,而是以已有的现实情况为基础,根据各种因素预测合乎逻辑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以后,对未来战争就容易一目了然,对关键点就会比较清楚,进而设计战争,把握主动权。
吴琼(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副教授):信息化局部战争是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未来我军可能面临的战争却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旦爆发战争,绝不会只限于某一地域某一领域,敌精确制导武器也不会只攻击我某一战场,很可能波及整个国家。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明显的全面性,未必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因此,我们要借鉴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伟力,充分考虑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和运用人民战争,拓展新型人民战争的内涵。充实体系作战思想,不能仅仅只是网络链接的体系、信息战场的体系,恐怕还应该是人民战争新发展基础上的一种体系,能够充分运用综合国力的整体优势,包括战场条件、尚武精神等。
是否仍须“道胜于敌”,如何“道胜于敌”
任天佑(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70年前,世界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也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伟大的胜利证明,战争的性质、战争正义与否,影响甚至决定战争胜负。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人类的良知。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国际政治的重新洗牌和复杂变化,加之不同价值观、历史观和战争观的矛盾对立,人们在看待战争性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
一是有些人故意模糊和歪曲战争性质。如近年来有的二战战败国频频挑战人类良知,模糊是非界限,把“侵略”改为“进出”,将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回避、否认和辩解“慰安妇”“大屠杀”、强制迁徙劳工等历史罪行。二是有人认为信息化战争的决定因素是高新技术,拥有高新技术就能获胜,正义性在制胜天平上的分量降低了;当代国与国之间没什么真正的道义,只有打赢才算数。
毛泽东说过:“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之所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反侵略战争,日本是退步的军国主义战争。
在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正义与非正义仍然是交战双方必争的旗帜。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的演进,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等,都成为舆论宣传、影响民心士气的工具。无论战争双方如何包装自己,妖魔化对方,说到底都是要牢牢掌握正义旗帜,努力争取道义支持,这更说明了正义性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反对当年的侵略者替侵略历史翻案,也是维护战争正义性的另一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凡是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因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能够促进历史进步,所以是正义战争;反之,则是非正义战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确定战争性质的正义与非正义并据此决定立场,往往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参照系。
这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贯坚持的“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和“是否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原则”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说,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夏一东(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教授):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当代战争,有助于我们对战争性质看得更清楚。在当代,战争性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必须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及战争中的任何人道主义灾难,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积极主动地制定一系列战争规则。
当代战争出现了很多新的暴力形式,如网络暴力、电磁暴力、宣传暴力,这些暴力形式需要去约束。中国需要在这方面主动作为,不要被动应战。对于太空、核裁军行为准则,我们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掌握一些主动权。
马刚(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战争就要区分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一是处理好战争的正义性和正义战争必胜的关系。从历史的长河看,正义战争是必然胜利的,要把它放在更长的阶段来看。另外,不能因为是正义战争就坐享其成,不去奋战而坐等胜利,要充分调动制胜因素争取胜利。
二是处理好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关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发动战争更加要求合法性。三是处理好战争的正义性和揭示战争根源的关系。
现在人们常常忽视战争根源,而它却和研究战争正义性有直接的关系。要从战争根源上,证实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最后,要处理好战争正义性和后发制人的关系。恩格斯说,绝不能将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得出挨打不能出手,只能被动地挡开施暴者的拳头这样荒谬的结论。我们讲战争的正义性,绝不能否定我们在军事上的主动性。
怎样打造有我军特色的制胜之钥
薛国安(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冷战结束以来,信息技术加速涌入军事领域,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形态,作战方式不断翻新。战场交战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导致一些人盲目推崇武器制胜,其实这些观点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片面认识的翻版。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之初提出“七因素”说,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中日双方国力、军力相差悬殊,日军横行中原,“失败论”“亡国论”笼罩全国。毛泽东依据“七因素”说坚定地指出,胜利必然属于中国,这为我们研究制胜机理提供了典范。
战争制胜机理,就是指导战争胜利的因素及其功能相互作用的原理。不难发现,战争机理运行大致有三个特点:首先,诸要素综合作用是基本的方式。战争史上,可能赢得了战斗战役的胜利,却输了整个战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战争胜负并非仅仅是双方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双方整个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各个因素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不是孤立的,而且是彼此互动的。
其次,力量优势是制胜的客观基础。战争虽然是各个要素的综合对抗,但是双方力量的拼搏才是最为直接的对抗、主要的对抗。力量优势是战争制胜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一旦双方对比力量,总会有强弱之分,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贯穿于战争过程的各个阶段,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本着眼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制胜的关键。战争制胜的核心问题在于主动与否,胜负结果取决于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这一点无论是对强势一方还是弱势一方,都是一样的。强者要把强势变为胜势,进一步把优势转化为更大优势。弱者想变被动为主动,把劣势变为优势,更需要灵活的战略战术。具备力量优势,但是战略战术不当,强军也会被打败。相反,力量相对劣势,但战略战术正确,弱军也能打胜仗。
如何把握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制胜机理,我想根本的出发点,还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战争制胜机理的基本思想,着重从三个方面探索和把握:一是要着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建设,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夯实制胜的物质基础。
二是要高度重视作用日益凸显的科学技术因素,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三是要积极研究信息化制胜机理的新特点新规律,研究新的理论、新的战法,提升驾驭和指挥信息化局部战争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军事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把握信息化局部战争制胜之钥。
张文杰(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教授):如何探索制胜机理?这涉及到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的问题。机理和规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只要有本质的联系就可以说是规律,规律可以有很多条。
机理是从整体上、相互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角度来思考问题的,需要一种体系化思维,把各种规律联系起来。规律的基础是哲学思维,机理的基础是现代复杂性科学思维,这是它们的主要区别。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机理。
任天佑:要素之间是互动式的,不是简单地联系。互动导致体系的发展具有非线性、不确定性。从规律角度分析,要素之间主要还是联系,而不是互动,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小一些。但现在一个很庞大的体系,遇到某种非线性发展,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陈相灵(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教授):我军抗战制胜机理,除了人与武器实现最佳结合外,还包括军民与特殊地理环境的结合,如此等等。今天的战争同过去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战场环境是多维的。但整体上看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我们还可能处于劣势,像远程精确打击与强敌相比是劣势,等等。
在劣势下怎么探讨制胜?一是仍要注意发挥人和战场环境结合的优势,战场环境建设是实现优劣转化的支撑。二是要注重培育战斗精神,否则在信息化局部战争中制胜是很困难的。
增强软实力,实现“心胜于敌”
乔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美国有一本著名的军事战略研究论著《大战略》,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作为一种战争样式。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管用,因为贴近时代,贴近历史。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会从时代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
我军怎样去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既然说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人的较量,面对信息化局部战争,就要想一想:我们为这场战争准备了什么人?我认为我们没有准备好人才,我们在准备技术。外军的技术创新我们尽量拿过来,作战样式也去研究,但是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人。
准备人才要解决什么问题?答案是思维问题。信息时代人们应该有何种思维?当今这个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一个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一个是交易方式的变化,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变化。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网络支付改变了人们的交易方式,这些东西变化了,思维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回到军队来,必须要根据信息带来的时代根本变化,改变思维方式,改变作战样式。我们要为这支军队和可能出现的战争准备能够战而胜之的人才,必须从思维进行改变。
李银祥(国防大学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如果用三千年纵深来看抗日战争,它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是软实力的胜利,以劣胜优的奥妙就在于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军事辩证法的胜利,是战略思维、战略设计的胜利。抗日战争也是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的胜利。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次次把我们民族的自豪感打掉。但抗日战争的胜利,让我们的民族自信前所未有地回归。抗日战争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民族团结、一个力量汇聚的胜利。有鉴于此应思考今天我们如何加强战略设计,力争高人一筹?怎样进一步凝聚我们的民族自信?怎样在新形势下汇聚人民的力量?
王晓辉(国防大学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教研室副教授):从实战效果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实现了“心胜于敌”。抗日战争体现了我们的优势:认识战争和考察战争的战略眼光高于对手,掌握战争、驾驭战争强于对手,战略创新上远远超越对手。
掌握先进的理论是国家软实力和军事软实力的核心。理论具有穿透力,只有努力创新理论包括军事理论,才能让软实力真正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此外,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最有启示意义,必须始终保持好党的先进群体和纯洁群体形象。
如何实现以劣胜优、以优制劣、以优胜优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较量,既有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又有以土枪刀矛同洋枪大炮拼搏的悲壮。如今的人们要科学地研究抗战史,一方面要看到武器装备的差距促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有先进作战思想的中国革命军队采取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特殊战法,也能以落后武器在游击战、持久战中一再挫败有优势装备的侵略军。
战争中武器的较量,起决定作用的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武器性能的充分发挥还要靠操纵者的精神、文化、体能素质和技术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为艰苦状态下奋战,却能从小到大,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总结抗日战争中解放区战场以劣胜优的作战诀窍,便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基本原则。
侵略者发挥其先进武器的优势,解放区军民发挥群众性游击斗争的优势,敌之长处被避开,敌之短处却被击中,这种有效战法若按现代语言来形容便是“不对称作战”。今天的人们在研究“不对称作战”时,也应借鉴当年抗日军民以劣胜优的历史经验。
卢 勇(国防大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创造了许多以劣胜优的战例,现在我们也要发挥这个优良传统。问题是在新形势下,面对战争形态的演变,要正确把握以劣胜优的内涵。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以劣胜优必须建立在潜在而且可能实现的整体优势上。战争是综合因素制胜的结果,以劣胜优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即便你某一方面或几方面落后,但在战争中慢慢形成的合力终究能够超越对方。如果不知道自己优在哪里,敌人劣在哪里,以劣胜优谈何容易?要精算、算准敌我双方相关因素,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以劣胜优。有了这一点,才谈得上实现以劣胜优。
以劣胜优实现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战争指导。抗战胜利关键是在战略上瞄准日本是资源小国,通过以空间换时间来赢得以劣胜优的时间。战略的施展需要时间和空间,但未来战争进程加快,利用时间变劣为优面临较大挑战。所以怎样在对手强项中找准薄弱环节?如何通过正确的战争指导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都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张文杰:我们历来强调“以劣胜优、以优制劣”。真正落实到战场上,要“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但现在我们的兵力兵器已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落后状态,所以也要发展自己独特的撒手锏,实现以优制优。(周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