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之女:父亲在毛主席铜像前痛哭(转载)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
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
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
”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
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
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
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
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
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
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