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坚的子女 第3节:“你的直接领导人是王石坚??”
“你的直接领导人是王石坚??” 临走前,小陈从衣袋里掏出一枚西安《工商日报》的徽章,递到尹冰手上说:“你收着吧,但是,只能在家里佩戴,对房东及同院的人,可以说是在《工商日报》工作,出门就必须摘下来。不然的话,被《工商日报》的人看见了,弄不好就会出问题。
具体的工作,明天我们再详细谈。” 延安。宝塔山。枣园。 1942年3月,乍暖还寒时节。 一天,正在这里学习的尹冰,来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接受新的任务。 “组织上决定派你去西安做地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科长陈刚问。
“地下工作?”尹冰脱口而出。对于党派给他的任务,他从来都是坚决服从,不讲任何条件。但是,这次接受任务,听到“地下”两个字,他心里不觉紧张起来。
“我没有做过地下工作呀!”尹冰望着陈刚,说出了心里的顾虑。他并不怕死,1936年,他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那时候,他和中共党员、山东大学教授华岗同住一间牢房。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誓言。
“你过去不是在国统区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吗?”陈刚笑了,继续说:“那就是地下工作。同志,我们不要把党的地下工作神秘化了。” 尹冰点点头。陈刚的话,仿佛一把钥匙,使他茅塞顿开。
“对,我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那就是地下工作呀!”尹冰想起,1937年出狱后来到延安,第二年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回云南家乡,在张冲的184师,组织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直到1939年年底,才返回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又称西北公学,专为中央社会部培养干部的学校)。
“好了,我们就这样决定了。详细情况,到达西安后,你的领导人王石坚会交代。要干工作嘛,当然会遇到困难。但是,你只要天天想着党的事业,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 过了一会儿,陈刚又说,“你过去后,首先要注意隐蔽,隐蔽得越深越好,当然隐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你要很好地发挥你的才干。” 陈刚把尹冰送到窑洞门外,握住他的手叮嘱到:“回去后,你和小李同志一起准备吧。
” 第二天,尹冰和结婚两载的爱人李行志从后沟搬到前沟,紧张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尹冰与李行志既是夫妇又是同学。尹冰在陕北公学58队先后担任队长、指导员,李行志开始在56队,后来并入58队。
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尹冰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李行志被分配到陕甘宁民族学院当讲师。如今,这一对夫妻、同学,又要成为在同一条隐蔽战线上并肩斗争的战友了。 第三天下午,陈刚约尹冰夫妇和同行的一位名叫邱芝亭的女同志、交通员小陶共进晚餐。
刘志汉、罗青长二人作陪。 席间,陈刚一再勉励三位即将奔赴新战场的同志:“地下工作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党员,日夜战斗在这条不为人知的战线上。
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的期望!” 傍晚时分,暮色苍茫。 尹冰、李行志、邱芝亭身穿“延安服”(土布旧军装),跟着杜长天一起,装作散步的模样,离开枣园,向延安县城方向走去。
按照行动计划,尹冰夫妇、邱芝亭和交通员小陶,化装成从事医务工作的两对夫妇,护照是国民党榆林县政府签发的,职业是县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出发的前一天,组织上派人拿来一大堆从国统区买来的旧衣服。尹冰东挑西选,拣出一套勉强合身的毛呢学生装。
而李行志、邱芝亭两位女同志,全部试穿了一遍,居然没有一件合身的衣服。最后,只好连夜赶制两身不土不洋的布旗袍。另外,又准备了被褥及一些适合身份的必须日用品。 月亮渐渐地升起来了,散放着幽静的银光。
刚刚解冻的延河,在轻声絮语,不时闪动着一层层白色的光点。远处,传来一阵阵嘹亮而又熟悉的歌声: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尹冰悄悄地望了望自己身边的爱人,只见李行志一双汪着泪水的眼睛也在注视着传来歌声的地方。大家默默地向前走着,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四个人胸中充满了难分难离的惜别之情。 延安古城,早已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成一片片断垣残壁,荒无人烟了。
夜色沉沉。他们终于走到一处断垣背后,送行的同志们已经在这里静静地等候着呢。 “大家在这里分手吧!”杜长天说。 尹冰等人急急忙忙地脱去“延安服”,换上了国统区的着装。
他们的行李,组织上已安排好一个化装为“脚?”的同志,放在赶来的两只小毛驴背上。 几个人与杜长天握别时,心里就像离开母亲的孩子一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再见了,同志们!” “祝你们一路平安!
” 再见吧,延安!黑茫茫的天幕下,银白色的月光投射过延安宝塔的尖顶,宝塔显得格外庄严。 当天夜里,他们在延安城边的一个小客店里住宿。小陶假装和“脚夫”结清账目,“打发”走了“脚夫”和毛驴。
翌日清晨,他们又重新雇了一个正式的脚夫及两只小毛驴,向西安方向进发了。 走在边区的道路上,安全几乎不用操心,只是不时地受到边区人民的“冷眼”。道边玩耍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时不时地远远跟在后面,高声骂上几句:“白鬼子,白鬼子!
” “你们别难过,孩子们是不知道你们的真面目。”小陶笑哈哈地说:“我想,等将来他们长大了,知道了当年他们骂过的‘白鬼子’,原来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定会格外地崇敬你们的。”细心的小陶,每当看到三个人显得十分难受的样子,总是这样安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