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宝冯根生 让“青春宝”永葆青春——访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
新华网北京6月11日专电(宋克杰)题:让“青春宝”永葆青春——访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 冯根生,是我国20名首届优秀企业家中目前仍属企业家的2人中的一位,时隔16年,尽管他已年近7旬,但意气风发不减当年;他所领导的青春宝集团,历经30余年的风雨苍桑,但正如她的名字那样,如今散发出愈来愈浓的青春活力。
前不久,记者在杭州西子湖畔,有幸聆听了冯总如何让“青春宝”永葆青春的肺腑之言—— 起 家 “既然这个婴儿已经诞生,我作为保姆如果东家要我当下去,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婴儿带大” 1972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交给我的是一个37万元的“破庙”。
名曰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作坊,净资产18万元。这个厂的名字叫做杭州市第二中药厂,“老字号”胡庆余堂是母厂。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白天批斗,晚上生产,第一个月我向银行借了5000元,发全厂190多人的工资。
不能老靠贷款发工资,我咬着牙关搞生产,卖一点产品就发一点工资。 那个时候杭州市没有医药局,只有化工局。
化工局下面有48家厂,我这个厂是最小的一家,其余大都是几千人的大化工厂。那时,化工局每个月都要开二三次厂长会,我每次都坐在角落里,不敢发言,也没资格发言。一年多以后,一位局长看见我,问我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
我好痛苦啊,一年多了,局长还居然不认识我,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厂太小了。 我暗地里发誓:既然这个婴儿(中药二厂)已经诞生了,我作为一个保姆如果东家要我当下去,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婴儿带大!
1972年9月,一个药品质量检查组到我们厂来检查了两天,检查后,他们说了两句话:不看你这个厂还可以,看了后的确难以相信是生产药品的地方,倒象电影《夜半歌声》里的情景,蜘蛛网成堆。
他们要我向全厂职工传达,那个时候没现代化的语言,我说我们要争口气,10年以后,把这个中药厂建成中国最好的中药厂。
会结束以后师兄们拉住我说,你今天这个话,明天造反派不会给你好看的。
我说我不怕,反正我是30多岁的人,三代工人,本人出生童工,这个成分比造反派好多了,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第二天造反派真把我办公室的门封掉了,我一脚踢开。
更受气的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没人要,因为中药厂都是老药工,光有老药工是不行的,我要人才,别人不要的臭老九我都要,招一个批一个斗一个,批到后来也麻木了。
三年时间,我招了36个高级工程师,这批人来了以后加速了企业的发展。原来中药就是丸散膏丹,现在没人再要,我就搞注射剂,现在一个注射剂的品种5、6个亿的产值。
那个时候手工来搞,什么土设备都做,搞出来以后省卫生厅给我批了20万元贷款,我带了几个人到上海一个搞西药针剂的厂去学习。那个时候这个厂是很大的,傲的不得了,我们吃了个闭门羹,人家说中药厂怎么能开西药厂,我们苦苦哀求没用。
气啊,我实在受不了,就到门口把我们的人拉出,走到门口我不甘心地回过头去跟那个厂的负责人说,你现在不让我看,10年以后你向我来学。10年以后他真的向我来学,上海的医药局长带过来的。
改 革“改革就象一只鸟在飞,不要飞飞停停回头看有没有人打冷枪,只有豁出去飞出那个射程,他就打不到了” 1982年,我在我们厂建厂10周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到本世纪末把中药二厂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制药厂。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目标已基本达到。
我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抓住了该抓住的机遇。这些机遇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完全凭经营者的感觉。 1984年,厉德馨同志从金华调到杭州市任市委书记后,就开始抓改革试点,抓了两个点,一个是电视机厂,一个是我们中药二厂。
1983年我们厂的销售产值是2400万,应该说1972年到1983年,增加了10几倍,利税300万,也不算少了。
厉书记把我这个厂作为古老企业的代表,电视机厂是现代企业的代表。如果这两个企业改革都成功的话,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改革。 当时改革的概念还很淡薄,什么叫改革弄不清。
市政府组织了一大批人到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去学习,这是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我看了一下,3000个职工,来了3个日本人,把中国的合资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看日本人的本事也并不比我们大,主要是它的机制好,我们的机制太笨了。 所以我学了以后,大刀阔斧改,全部合同制,所有的部门经理两年聘一次,全部免掉终身制。
重奖重罚,迟到一次罚款10元钱。那个时期工资是四、五十元,10元是罚不起的,我说重罚的目的是要你不罚。
电脑考勤,我也考。 这次改革是成功的,但压力太大了。全部合同制在中国是第一家,骂我的人不知多少。合同制以后,国有企业就开始好了,怪不怪?但是内部机制好了还不行,必须要有外部政策配套。
那时候,杭州市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就是你这个药是归医药站管的,关系好了,多吃一点多安排一点;关系不好,给你少吃一点或者不给你吃不安排。
他们不卖,也不让你卖。那个时候我们厂最有名的产品是双宝素,双宝素是健字号的应该可以自己卖,但是他不让我卖,如果卖了,省医药公司就要通报我,怎么办呢?我就登报,浙江日报登了一版,欢迎全国各地客户直接到我公司购物,提供优良的服务,优惠的价格,这两句话现在看来是最普通的,但那个时候却轰动浙江省,浙江日报历史上记载了第一次登广告就是杭州中药二厂。
省医药公司的经理对我可以欺负,对浙江日报他碰都不敢去碰,他怕大的。 我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我一定要冲出这条路来。
全国的中药企业中我是第一个冲出计划经济的。但有人告诉我,老冯你要注意啊,改革的人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我等待着免掉我。我有一句名言:改革像一只鸟在飞,你要么不飞,要飞就一鼓作气地飞,不要飞飞停停回头看看有没有人打冷枪,你必死无疑。
我的脚趾、翅膀受伤了,遍体是伤,但是我的心脏从来没有被人打中过,我保护好心脏,无私才能无畏。 说实在话,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多少人的眼睛在盯着你。
我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经市政府批准,1984年7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试点开始。
在开会之前我去请了杭州医药局的党委书记,书记讲了两句话,把人都气昏了。他说,你们中药二厂的改革我们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你去找市里好了。后来我才弄明白是市委市政府直接抓我们的,没有通知局里参加,局里对市委市政府有意见,他拿我来出气。
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好出气的,既然你局党委书记不参加,那就算了,我从此以后再不到杭州市医药局去了。一年以后,我收到一个简报,骂我们杭州中药二厂以改革之名,实为偷鸡,结果没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
两个月以后杭州市委厉书记召开部委办的扩大会议,要改革试点的二个厂长去作汇报。
我问厉德馨书记,要我汇报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他说当然讲真话喽。好,我说今天我就实话实说了。改革一年多来,企业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效益是成倍的上升,改革出效益。但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医药局不但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也没来企业了解过情况,那也算了,现在说我们的改革是偷鸡,结果鸡没偷着,反而蚀了一把米。
我说书记,你把我个人撤掉免掉,我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但是骂我们的改革是偷鸡,这不是对我,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
厉书记听后马上发火了,他说冯根生,你讲话要负责任。我说厉书记,这话不是我讲的,这简报上面写的,你自己看。
厉德馨书记看了那份简报后,当时就把桌子一拍说:把医药局撤掉!杭州市80年代中期,医药局真的撤掉了。后来一个常务副市长拉拉我说,你今天闯祸了。他说局撤掉以后,煤水电谁来供应你,计划谁来统计你。
我想是啊,那怎么办?他说你跟厉书记讲一下,你闯的祸你自己去讲。厉书记很生气,我说厉书记今天让你生气了,这个局是该撤掉,人财物不能再挂了,公司还要,水电煤还是要有人管,他当时没吭声。
三天以后通知来了。医药局改成医药公司,人财物不管了,只管业务,杭州市记载了这段历史。 发 展 “当我有一天完成厂长历史使命的时候,我的这张考卷争取是一张满分的答卷” 我这个集团从无到有,现在发展到几十个企业,从37万的资产发展到14个亿的净资产,2001年销售额14亿多,2002年达到16个亿,2003年又有大幅度提高。
仅两个药厂,2001年的利税有3.55亿,2002年是4个多亿,交给杭州市正大青春宝一天80万,胡庆余堂20万,一天交给杭州市100万的税,是杭州市纳税大户,但国家没投入过一分钱。
1992年合资以后,说两组数字:1992年销售额1个亿,利税1400万,1400个职工。
2001年是合资的第9年,还是这批人,还是我这个老总,销售额一个厂从1亿跳到8.8亿元,回款是99.
5%,利税2.88亿,增加了20倍,人均收入1992年是4200元,2001年是3.2万元,不包括分红。2002年是合资10周年,年销售达到11个亿,人员1750人,增加了300人,销售额增加了10倍,利税3.
2亿以上,仅青春宝一个品种销售就达4.5亿。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吃青春宝,价格也是最便宜的。有关部门多次要调价都被我压了下来,让老百姓及所有的下岗工人都吃得起,而且质量非搞好不可。我们外面没有一个加工点,全部自己生产,这个是诚信,外面加工一下子可以搞到30个亿,都卖得掉。
但是外面加工的东西质量保证不了,控制不住,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控制得住。 有记者问我,你此时此刻是以什么心情来接受胡庆余堂的,我说好比是打一场篮球赛,我赢了几十个球,最后的一分钟我就什么都不进,我还是赢。
这个时候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子,要我调到败方打球,重新打40分钟,而且这场球必须赢,不许输。
我就是这个心情去的。我毕竟是六十四、五岁的老人了,我能不能再给这企业打一场必胜的球?但是既然是信得过我,我说我有信心,我绝对把他搞好。要我兼并其他企业我不敢讲,兼并中药厂至少有90%的把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