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莹生母 耿莹:父亲耿飚的一生
文革中,中联部还是照常运行,不能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不要对外联系吧?也正因为他是宣传口的,张春桥是他的顶头上司,张春桥要接见外宾,他必须陪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父亲真的是很痛苦,因为他自己的观念跟张春桥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工作关系,还得要陪着他。当时,所有的人都误解他,说耿飚是江青的人、是张春桥的人。
有一次,父亲和总理一块去接待外宾,张春桥也在。接待完了以后,总理就看我父亲,觉得他的脸色和眼神都不对,他随口就说,“耿飚,你到我那儿去一趟吧”。我父亲一听特激动,心想,太好了,有好多话要跟总理说。
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就问道:“耿飚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你的注意力和精神面貌都不在接待外宾上面啊。”父亲说,“用不着我说什么啊,张春桥都说了,我就陪同陪同嘛”。总理一听,知道父亲可能有想法,又问:“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想法就说”。
父亲答:“报告总理,我想辞职,我不干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他们(四人帮)的人,我宁可不干,也不当他们的人!”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非常不好,一直在生病,听爸爸这么一说,总理哈哈大笑,把周围的护士、医生和警卫员都引过来了。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总是愁云密布,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看到总理笑过,听到总理这么大声的笑,他们都高兴得赶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他逗笑了。他们一看,明白了,原来是耿飚把总理逗笑了。
总理笑完了以后,郑重跟我父亲说了三个“不”,这三个“不”是:他们赶你,你不许给我走;他们斗你,你不许给我倒;他们打你,你不许给我死!就这么“三个不许”。我父亲听完后流着眼泪给总理敬了一个礼,他说了一个“是,我不倒、不走、不死,保证完成任务”!
父亲懂总理为什么给他说“三个不”。因为中联部那是你耿飚的阵地,只要人在阵地就在。只有他们经过战争年代的人才懂那种感情。总理的心声,爸爸明白:文化大革命,我们多少个阵地都失守了,都给四人帮了?而中联部这个阵地,你耿飚就算死也给我守在那儿,而且我还不许你死!
这两个老人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共和国不倒,受多少委屈,受多少苦难都无所谓,誓要把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八万万人民不再回到1840年的那个任人鱼肉的日子。这是什么品质?
问:而且正是因为耿将军留在了中联部,中联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拯救了一批人。
耿莹:是。这就是他,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从不互相埋怨。我看现在有好多人口诛笔伐似的说毛泽东这个那个的,我不知道他们的良心何在?!
父亲拒绝和江青握手
问:关于耿将军在文革中的经历,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他拒绝和江青握手,当时大家都捧着江青,怕得罪她,而您的父亲却敢这么做,可以说说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耿莹:我爸爸很有意思,有时候真的是童心不泯。北大有一个教授说我父亲是赵子龙,是现代的赵子龙,他还真有赵子龙的那个性格,品质也跟赵一样正直,有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会搞阴谋,也不稀得搞阴谋。
爸爸在宣传口的时候,当时《人民日报》属他管。有一次江青拍了一些照片,再加上几张她以前好看的照片,让人找爸爸登在《人民画报》上。爸爸给拒绝了。总理知道这事后,就把爸爸叫去了,问有这回事吗?爸爸说有啊。总理说:耿飚你胆子不小啊。
爸爸回道:“总理,《人民日报》是登人民的,江青她不算人民”。总理说,“耿飚你可别乱说”。爸爸接着说,“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我们应当要保护她。江青同志没有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是她的照片,我想肯定是有人冒充她,想败坏她的名誉。
这怎么行?绝对不可以嘛!《人民日报》是登人民作品的地方,而且它是国家的喉舌,我从来不知道江青同志会拍照。还不知道是谁弄了几张主席夫人以前拍电影的剧照就发过来了,肯定是别有用心,我还没追查是怎么回事呢!”总理一听,明白了父亲的那点小心思,点了点头。因为这事,后来江青就开始恨他。
主席去世的时候,爸爸去吊唁。按照规矩,给主席鞠完躬后,要转一圈要回到家属那向主席家属表示慰问。江青因为是主席夫人,她被安排在第一个,父亲走过去假装没看见江青,就这么径直下去了。江青气得咬牙。回来以后我问爸爸,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有啊,为什么要跟她握手?
有时候我经常说我爸爸就像个小孩一样,特别调皮。
问:您父亲这么不待见江青,工作上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耿莹:当然受了很大影响。有一件事,他写检讨写了14份都还没通过。
有一次美国来了一个体育代表团,江青要去接见,点名让耿飚陪同。我父亲跟那个根本不搭,他是中联部部长,干吗要去接见一个体育代表团?爸爸回来一说这件事,我们全家人都紧张了。爸爸是比她早去好呢,还是跟她同时去呢,还是比她晚去一点?好像都不合适,着急的不得了。
后来,江青晚去了四十分钟,所有人都到了,江青还没到。毕竟有外宾在场,不能干坐着等啊,父亲就让大家就端点酒、端点小点心,一边吃一边聊。江青来了以后,一开门,看到大家在聊天、吃小点心,就很生气地说:“你们已经开始了?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了,还叫我来干吗“?
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不停地写检讨。总理也对他说,“耿飚啊,这事你得写检讨。你写完以后拿过来给我看看”。爸爸就写检讨,一直写了14份,江青还是不满意,还在对父亲“上纲上线”。
江青一直想抓爸爸的把柄,但是都抓不住有力的。从出身来讲,爸爸是工人出身,而且当工人的时候还是童工,怎么抓他的辫子?爸爸13岁就参加了共青团,这又有什么把柄好抓?战争年代,他参加过长征,从来没被俘过,因此也没有把柄。建国后,他搞外交,又能抓住什么把柄呢?抓不住的。所以江青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恨他。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都疯了
问:我们知道您父亲在文革之中也有一个比较难的时期,当时很多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您父亲那会也住到了牛棚,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请您讲一讲吗?包括您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
耿莹:文革之前父亲在缅甸当大使。文革开始后,中央下令大使全部回国,爸爸也就回来了。他这一回来,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跑到机场去接他,结果他是下了大飞机就直接坐了“小飞机”。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把他拉走了,让他坐“小飞机”(“坐飞机”是一种刑罚, 就是将所谓的“反动分子”绑起来,放在一个长凳上,然后将其双臂往上抬,造型很像飞机,所以取名“坐飞机”)。后来没辙了,又把他放出来了,但这段时间一直在斗他。
因我而起的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觉得对不起爸爸,但是那时我没办法。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家里有个厨师姓李,我们都叫他李叔,跟我父母很多年,家里的钱也都是他在管。
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小羊宜宾胡同20号。我们住楼上,黄镇(原文化部部长,“将军大使”)住楼下。有一天李叔跟我说:“大笨(李叔给我改的名,因为我从小反应比弟弟妹妹慢)啊,你替叔叔去取一下钱,咱们家钱不够了”。我说,“那取多少”?李叔说,“取100块钱,咱们一次取多点,100块钱可以吃上好几个月呢,甚至可以吃半年呢”。他把存折交给我,告诉我到哪儿去取。
我就按照李叔告诉的地址去了银行。当时的银行跟现在不太一样,当时的银行柜台上有红票、绿票两种。我就问柜台阿姨,取钱用哪个票啊?柜台的阿姨说,“用红的,你填吧”。我就填上姓名、金额等信息,按照李叔的要求在金额那里填了100块,然后交给柜台阿姨。
柜台阿姨看了一下,说你等会儿,然后她拿着我的存折到银行后台去了。好半天出来后告诉我说不能取,然后把我的存折也没收了。这下好了,存折都被人给收了,我怎么给家人交代?想着想着我就哭了,那一路都是哭着回去的。
李叔见我回去了,赶紧问,怎么了?钱取了吗?我把事情告诉了李叔。后来李叔又去了银行,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涉的,最后从银行拿出了大概10块钱。据说,李叔跟银行的人说,耿飚好歹也还是国家的人,怎么说也不能让他们全家饿死啊,你总得要给我钱买油盐酱醋。这样他们才给了李叔10块钱。
结果外交部就开始闹了,是储蓄所通知外交部,说耿飚是走资派,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耿飚、黄镇反党集团,耿飚让小女儿在新疆探路,大女儿取巨款要逃跑,要叛国”。所谓的巨款就是李叔让我取的那100块钱。我也不知道那100块钱是多大,那个时候的100块钱是挺值钱的,但也不能说它是巨款,还全家要叛逃,这不是胡说八道么?我妹妹当时在新疆王恩茂那儿,参加红卫兵串联,一天到晚的不着家,他们就说这是我爸爸派小女儿在新疆探路,派大女儿取巨款要逃跑,让我父亲坦白交代,其实这有什么可交代的?那时我爸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有肝炎、肺病,他跟黄镇两人被造反派弄去打扫厕所,给造反派的小职员们灌暖壶,还让他到伙房和面。
那时都是大锅饭,和面用的是特别大特别沉的缸,差点把爸爸累死。
那天,我骑自行车去外交部接爸爸回家,我把自行车立到台阶旁之后就去找爸爸。外交部的人说你爸爸现在挨斗呢,你再等五分钟。我等了五分钟之后一进大门,看到一个毛主席去安源的大画像,爸爸正在那儿给毛主席请罪呢。爸爸说门岗他们还有五分钟换岗了,他说你趁这五分钟,赶快把我背出去。
果然他们换岗,门岗的两个人就进去了,我把我爸爸背起来就跑。那天太阳很大,爸爸一直站在下面请罪,都快站不住了。我背着他,把他放在自行车上赶快跑回家。
到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完全站立不住了,我只能背着爸爸上楼,因为爸爸个儿高,两条腿都拖到地上了,我背着爸爸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的上去,只听着他的腿跟楼梯碰撞的声音。晚上爸爸醒了,问,“谁去取钱的?”我说我。爸爸又说,“没有钱就不要花了,不要去取钱,谁让你去取钱的”?李叔赶紧说,“首长,是我,咱们家没钱了”。
爸爸说,“没钱了,那就把家里的东西卖卖吧”。那时他已经虚弱的根本没有力气说话了,但是他还不忘让我给他写个检讨。第二天早晨爸爸起来后,把我写的检讨自己抄一遍。就为了取钱这么一个事整整批斗了他11天,说他逃跑、叛国。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疯了。中国也就此原地踏步,不仅原地踏步,还倒退,倒退了十年的光景,耽误了几代人,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61年毕业于地质大学,爬了十年山,找了十年矿,后来在北京制药厂当工人,三班倒。再后来,因为有考大学的机会,我就自学中医,然后再考大学。我们都是这样奋斗出来的。
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不愧对共产党
问:去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热播,里边介绍您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以及主张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出来工作的过程中都做了很大贡献。不知道在这儿能不能结合您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他在改革开放后做的工作?
耿莹:他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东西,不管是邓小平对他如何,但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老革命的经历来讲,他不愧对共产党,他也不愧对中国人民,他也不愧对共和国。
我除了崇拜他以外,我尊敬他,我爱他。我父亲是光明磊落的,他不会去做那些投机倒把的事情,我信他,我爱他,我赏识他的一生,崇拜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不管到什么单位,他都对这个单位都有创造性的贡献。比如在人大的时候,以前我们的人大委员老是跟国外对不上口,因为我们的人大委员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了解西方。
但是自从他到了人大,他就有了一个突破。他说,我们的人大相当于西方的议会,我们也可以交流,我们的人大也可以出国,我们人大也可以接待他们的议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第二次当兵,说我们的共和国应该有特种兵,于是他就来招募,组建了我国第一支特种兵。
他跟彭真两个人特别有意思,我那时候已经在珠海做生意了。这两个老头就发了一个愿:非要给国家立一个法不可。有一次我回到北京,爸爸叫我跟他到彭真叔叔家里去一趟。
到了彭真家里,才知道,原来这两个老头子找我这种做生意的,是想让我听听他们费劲心力要给中国立法。这次是听听他们的《破产法》初稿行不行。原来两位老先生立了誓言:如果立不了法,则死不瞑目。听完以后,我爸问我,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最基层经商的,《破产法》,对各商业、国企、民营在保护利益上有何漏洞。我说,让我讲真话,还是假话?讲真话,你们两个老头大概要死不瞑目了。听我说完这句话,彭真就哈哈大笑。
我就一条一条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么写不行的,我说中国不光是一个《破产法》立不立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很多法都需要立。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法制问题。我说需要立这些法。现在都是1984年了,社会已经开放了,你们政府的职能是管理还是服务?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你们的《破产法》才能起点作用吧?
我觉得他们老一辈有时候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有时候想的太提前了。95年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幅字,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原因,兴致勃勃的给我写了一幅字,我打开一看,“用科学头脑”。那时候他就知道用科学头脑,他是不是太超前了?我们现在才提。
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为农民服务
耿莹:我父亲这一生当中打过很多次仗,甚至有时候是他带一个团打人家的两个师,即便是这么困难的战役他也封口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想这是因为他相信党、信任党。对党忠诚——这是他的信念,他时时刻刻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点即便到他生命的末期,他都坚持着、挂念着。
那时我父亲都80多岁了,退休在家,疾病缠身,身体特别不好。有一天,他找我谈话:“爸爸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我说:“爸,您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快说快说,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做”。他说,“爸爸这一辈子为谁都服过务,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农民服过务,我觉得我要是就这么走了,我心有不甘啊,我是人民的儿子,我要为他们服务。
女儿,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活,给农民干活?让我发挥发挥我的余热吧,我现在还有点热吧?”我连忙说:“有热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