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廷的父母 李嘉廷之子狱中忏悔:父母纵容让我欲壑难填

    南方网讯 这位公子哥儿利用父亲的权势,仅仅在大学毕业后的六年间,就受贿达1550万元。戴着手铐的李勃,在狱中作了忏悔。他对父母的感情很深,对自己犯罪的根源,他归结于父母的关爱太甚,但对自己的疯狂贪欲,并没作深刻反省。

2003年9月5日下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李勃伙同其父李嘉廷,共同收受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贿赂款港币560万元,收受云南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贿赂款人民币95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55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隔着暂押室的铁栅栏,身穿黑色T恤、外套一件看守所特制黄色马甲的李勃,戴着手铐的双手紧握判决书,低着头,神情沮丧。当说明来意后,他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并要求笔者把他“不堪回首的经历和惨不忍睹的教训”告诫世人。

父母是我最崇拜的人

今天法院判了我的刑,我觉得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从2001年1月28日案发至今,我一直闭门思过:失去自由了才知道拥有自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从高干子弟沦为阶下囚,从“千万富翁”到一贫如洗,我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1973年3月26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的外婆家,记事后就被父母接到哈尔滨,那时父亲还在哈尔滨任职。

我从小就很听话,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很好。1991年,父亲担任哈尔滨市市长,我也在这一年上了大学。1992年底,父亲调到云南省工作后,母亲继续留在哈尔滨照料我,我的大学生活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像父亲一样,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将来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我是他们巴结父亲的桥梁

我人生的第一次烦恼,出现在大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那时出国和留学成为热潮,我也不想落伍。特别是看到一些家庭条件和自身素质都不如我的干部子弟纷纷漂洋过海、出国深造,我既羡慕又烦躁。但我不可能靠自己的本领和能力出国留学,就产生了希望父母能帮我圆梦的想法。

1995年春节,我和母亲从哈尔滨来到昆明陪父亲过年。家人欢聚一堂,经反复商量,最终确定让我先出国留学。

那时来我家拜年的人有政府官员,也有大款老板,多数我不认识,也不想结交。但有两个人———杨荣和李俊,对我们全家表现得特别殷勤,父母对他们也十分热情。父亲还对我说:“他们是我们家的朋友,为人厚道,办事牢靠,你日后与他们保持联系,多向他们学习。”

过完春节,我和母亲就要返回哈尔滨了。临走时,父亲把我叫到书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快要大学毕业了,出国的事,你不要着急,要等时机成熟。”我当时是理解父亲的,那时他已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离省长的职位不远了,不能因我出国误了他的仕途。

1995年5月,我终于盼来了好消息,杨荣打电话让我到广东某地办理赴香港定居的手续。见面后的第二天杨荣就陪我到香港办理了定居手续。

1995年8月,我一到香港,杨荣就送给我20万港元“生活费”,又到两家银行共给我存款80万港元,为我出国留学做资金储备。

谁知,一个月后我去办理赴美国留学的手续时签证被拒绝,我的出国梦由此破灭。在香港无所事事,我想回深圳炒股票。杨荣又送给我人民币50万元做本金,还为我安排了一套住房,并送了一辆奔驰320型轿车给我使用。

1995年底的一天,我返回昆明家里,恰好遇到李俊父子来找我父亲办事,我无意中说出了赴美国留学受阻的事。李俊立即向我父亲提议:“让李勃做翻译,与我的家人一起到美国去购买机器,顺便了解一下留学的事。”父亲同意了。

在美国,李俊想通过我讨好父亲,一路上对我十分关照,不仅不让我花一分钱,还送给我5000美元零花钱,并陪着我游览了许多城市。

美国之行结束了。回到昆明,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的美国之行走漏了风声。人们议论纷纷,惹得父亲大发雷霆。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杨荣和李俊是选择了我出国留学的事作为突破口,目的是拉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攀附父亲手中的权势,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后悔当初没有自食其力

不想出国留学,也不能总靠别人养活。从美国回来后,我开始思考做点事情多赚一些钱。可悲的是我没有自食其力,而是走上了依靠父亲敛财的邪路。

杨荣得知我从美国回来后,打电话给我说:“我跟你父亲去说说,你跟着我做生意算了。”我回答说:“最好由你向我父亲直接提出。”

1996年初,杨荣当面向我父亲提出让我跟他做生意。父亲听后对杨荣说:“我过去忙于工作,对李勃关心不够,影响了他的全面发展。他现在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能力和本事,跟着你在香港和广东学做生意,但不能带他到云南做生意。你到云南做生意,不论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我联系,我都会帮你解决问题,但你要把所获的利润分一些给李勃,并照顾好他的生活。”杨荣离开我家后,父亲多次提醒我:“杨荣的生意主要在云南,我会给他关照,你与他合作,跟他分钱就行了,涉及云南的事情你不要抛头露面。”

1996年下半年,杨荣通过我父亲做了一笔出口卷烟生意,赚了1000多万元,他送给我500万港币。收下钱后我打电话告诉父亲,父亲吩咐我,“杨荣给的钱不是给你个人的,他是为感谢我帮忙而给的,这是一笔不小的家庭财产,来之不易,你不得用于投资和炒股,要把它存入银行保管好,仅利息就够你花了。”

不久后我回到昆明,在与父亲闲聊中得知,在这之前的1995年初,杨荣请我父亲帮忙协调出口卷烟生意,就已经赚到1300多万元。我觉得心里不平衡,觉得杨荣给我的太少,就赶到深圳找杨荣论理。杨荣自知理亏,赶快将170万元转到我的账上。

可我认为他心太黑,应该再教训他一下,就以共同炒股票为名,要他给我人民币500万元,他瞒着老婆如数汇到我指定的账户。后来他老婆发现此事,硬逼着他找我追回此款,我以炒股亏损为由截留了150万元人民币,还赌气把他借给我用的奔驰车以40万元出售。

有父亲帮忙赚钱很容易

与杨荣关系闹僵后,我在香港和深圳无法继续呆下去。1997年下半年我返回昆明,对父亲说我想在云南做生意。父亲没有指责我的意思,说:“你在云南赚钱可以,但不要抛头露面,更不能直接去找政府部门的厅、局长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你可以找人合作一起做生意,让跟你合作的人出面找我,我来提供帮助,你从中分钱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找李俊合作比较合适。父亲为了帮我赚钱,认可了我的意思。我就找李俊商量,说:“我想在云南做生意,但不便公开出面,你找好项目、出资金,我通过父亲给你协调关系,我们一起做些事。”

李俊和我一拍即合,马上付诸行动。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四处寻找能够赚钱的项目。当他了解到螺蛳湾市场改造项目有大钱可赚,但竞争激烈,已有多家企业参与投标时,就叫我跟父亲说说,把这个好项目夺下来。

父亲听完我的意见后,要李俊到家里来具体商谈。第二天,父亲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李俊父子,耐心听取情况介绍。当听到“只要拿下这个项目,就能给李勃带来一笔可观收入”的承诺后,父亲当着李俊父子的面给主管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明确要求:“在螺蛳湾市场改造项目上,要对李俊父子给予关照。”那位领导领会我父亲的意图,结果李俊父子果然中标。

拿到项目,李俊父子投资2000万元,四个月后获利1500多万元。1998年初的一天,李俊找到我准备兑现承诺,但不想给我那么多的钱。我很不高兴地说:“我就要500万元,不能少。”李俊很会奉承,说:“500万元就500万元吧,你说了算。”

后来我发现李俊为人很不地道,办事时常常瞒着我,打着我和父亲的旗号四处张扬。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我往他身上泼了一杯酒,并警告他说:“你生意做大了,乱吹牛皮啦?以后还想不想在云南这块地上混?”他没敢出声……

父母纵容让我欲壑难填

从本质上讲,我的父母虽贪婪,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但他们的行为超越了政策和法律的底线。在父母的安排和纵容下,我也疯狂捞钱。实际上,父母毫无原则的关爱,使我的灵魂变成了钱袋。

我大学毕业后,长期住在深圳,回家的次数有限。每次与父母团聚,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钱;我每次离家远行,父母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也是钱。我记得很清楚:1996年10月,母亲给了我150万元人民币、5万美元和20多万港币;1997年5月,我回家时,母亲又给我80万元人民币和10万美元;1997年底,母亲来到深圳看我,带了20万元人民币给我……

由于钱来得容易,糟蹋掉也不心疼,我挥霍了一部分,其余的被我全部投入股市。我没有驾驭能力,就以高薪请来我大学时的同学当操盘手,自己做“甩手老板”。后因股市下跌,造成巨额损失近1000万元。可我的父母直到案发仍蒙在鼓里,认为我是一个“乖孩子”。

我父亲担任云南省省长之后意识到,我肆无忌惮的敛财行为和狂妄自大的为人如处理不好,会给他带来无穷后患。更使他担忧的是,我在短短几年间聚敛不义之财1550万元,不仅见不得阳光,而且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况且,社会上已开始有人议论我的事。因而父亲有一次在家里提醒我说:“你不要整天想着钱,要学一点真本事,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1999年,我与同学合作,先后投资200多万元,没有打父亲的旗号,在昆明开办贸易公司,做自己的生意。但我发现,离开父亲的关照,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寸步难行。于是我又故伎重演,依靠父亲“搞钱”。1999年底,我主动在深圳找到杨荣,委婉地说:“我父母讲了,他们对你的印象最好,最信任你,在我家的朋友当中,只有你最实在,最可靠,我还想与你合作做些事。”杨荣立刻让他妻子两次送给我60万港币。

当时中纪委已经开始调查我父亲的问题,杨荣最后一次送钱给我时非常替我家人担心……果然,2001年1月28日晚,我从昆明家里出来,在大街上被中纪委调查组的人找去谈话,随即被“双规”。4月初,我深知纸里包不住火,如实向办案组交代了依靠父亲权势敛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