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

”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

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

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

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

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

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

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

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

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

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