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选集 冯雪峰全集:这是最好的纪念
冯雪峰同志是我敬仰的一位老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恢复其政治名誉后,让我看到他的有关资料,阅读了他的一些遗著与中央、省(地)市的党报党刊上报导的一些文章,从文字记载中认识了这位文学家、翻译家、革命活动家。
上世纪30年代至解放前,雪峰是我们金华地区中共党内任职的高级干部。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30多年,其中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15篇有关冯雪峰的文章。雪峰的墓在神坛村后的后山坑,青山寂静,草木茂密,松树挺拔。我先后五次和同学、同事、朋友与家人前往雪峰墓地扫墓祭奠。
这次冯烈夫妇前来我家与我商讨雪峰在党史中的几个问题。与此同时,冯烈夫妇还赠送我一些珍贵的史料,从中使我对这位长征的战士、白区的领导、伟大的作家冯雪峰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升华。
雪峰所涉及的史料价值极其珍贵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雪峰逝世的1976年1月,雪峰是个党内、军内、文化界特别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文学家、翻译家,更是一位革命活动家。他所透露的信息,他所涉及的史料,对研究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及中国文艺发展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珍贵文献。
雪峰历经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对党忠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最主要的有:
其一,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雪峰在柔石的引荐下,和鲁迅先生先后接近相处共计五年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二,雪峰和鲁迅、潘汉年、冯乃超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最困难时期,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其三,1932年底中共上海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瑞金。在瑞金期间,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系统地介绍了鲁迅,成为鲁迅和共产党之间的桥梁。在瑞金雪峰先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
其四,雪峰全程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五,1936年4月,雪峰受党中央委派,以“李允生”的化名带着中央四个任务再次回到上海。在鲁迅家中,他向国际友人史沫特菜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史沫特菜在国际媒体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
在雪峰的安排下,美国记者斯诺由董健吾护送前往陕北根据地,后来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雪峰来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统战工作,他联系了民主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等,团结鲁迅,团结文化界知名左派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其六,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后,雪峰竭尽全力幕后策划、主持鲁迅先生的丧事和追悼大会。
其七,皖南事变后,雪峰于1941年2月26日在义乌神坛村家中被捕,关押在江西省上饶集中营,至1942年11月20日,由各方营救脱离虎口。在狱中先后共633天,九死一生中创作了《灵山歌》《雪的歌》等。出狱后,他在丽水、在重庆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寓言。
其八,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
这些史料都是党史上极其珍贵的。雪峰虽然离世38年了。但他的革命业绩,他的为人质朴、耿直和倔强精神却始终受人敬仰。
雪峰写的外调材料闪烁圣者风骨
冯烈夫妇与我商讨时,还赠送我9份“文化大革命”时,雪峰写的外调材料。这些珍贵的史料是冯烈历时七个月,从雪峰原居住的旧房子中找到的,又从北京、上海档案馆中查录、摘抄的196篇、50余万字的外调材料中挑选出来的。
冯烈说:“据我爷爷的同事回忆,‘文革’中,雪峰一度集中在出版社,边受批判,边写外调材料。我爷爷在出版社的过道里,一盏很小的灯光下,白天晚上都趴在那里写。当时外调人相当的多,有文艺界、政界、军界、学术界的……”
雪峰写的外调材料,不是“文革”中的一般外调材料,里面涉及好多人,他的语言不得不受到当时“文革”中那些习惯语言的影响,比如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什么“走资派”之类的,但是撇开这些东西,就看到了他的实际内容。对我们研究党史工作来说,那是一份份沉甸甸的宝贵史料。我阅读了这9份外调材料,感慨万千。
雪峰身处恶劣的逆境中,“泰山压顶不弯腰”,“文革”当年的那些专案组要了解上世纪30年代文艺战线上有关人与事,雪峰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地作了介绍,写了材料。专案组负责人对他所说所写的材料很不满意,大发雷霆,骂他是“臭右派”、“死顽固”、“沆瀣一气”,要挟他“想想处境”,“慎重考虑”,但雪峰对讹诈、威胁,淡然置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庄严崇高不可侵犯的高贵品质。
冯雪峰、周扬、夏衍是中国现代文化界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共事于上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但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以至于发生多起争吵,特别是雪峰与周扬矛盾更深,当年文化界许多人认为是一对“文敌”。雪峰的同事曾说过,当年雪峰被打成右派就是周扬、夏衍放了重炮。
“文革”开始后周扬也遭厄运,被打成“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主干将”,并被戴上“黑帮头子。”“文革”专案组要雪峰把周扬、夏衍说成、写成坏人。专案组准备了写好的周扬的材料,只要雪峰签个名就行,并对雪峰说:“是你对周扬、夏衍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但雪峰不被专案组人员所左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历史的本来面貌,他决不趁人之危落井下石。
雪峰为了防止外调人借他的名义篡改历史,嫁祸于人,胡乱记录,或在传抄过程中弄错,而给他人造成危害,特地花了数天时间,对专案外调人员问得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的那段历史,写了一份翔实的材料,自己留一份作底稿,另外用复写纸复写了三份。一份交外调人员,另两份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大“造反派”组织。
冯烈很激动地说:“周扬当年被打倒,关在秦城监狱,生怕雪峰趁机对他打击报复。”1975年7月,周扬释放后,得知我爷爷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澄清了一些历史真相,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因而对我爷爷有了愧疚感。此时,我爷爷的肺癌开始恶化。197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周扬上门来看望我爷爷……雪峰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体现了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一生追求真理的赤胆忠心。
据冯烈夫妇介绍说:“《冯雪峰全集》编纂组决定将雪峰写的外调材料,汇编到《冯雪峰全集》中去,这些外调材料,其中的一些词语难免有当年的政治色彩,为了尊重史实,一概保存原貌……”
冯烈夫妇告诉我关于《冯雪峰全集》编纂的喜事,近日来在我脑子里萦绕,雪峰同志与千百万革命先烈、革命先辈一样,为创建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历尽艰险,无私奉献,他留下的宏文巨著永远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