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的出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梳理和现代诠释的召唤,它的诞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全书共由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在序言一中,辜正坤教授首先对译者主体性作了概念上的厘定,指出它是翻译研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对张谷若先生“地道的译文与地道的原文”的翻译艺术观进行深化并提升到归化与异化的高度进行诠释,以《金刚经》的翻译例子来佐证归化与异化千年对阵的风雨历程。
最后他还指出翻译家的个性可以决定翻译策略的采纳,“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的走向常常受制于翻译者或翻译理论创建者的个性或人格。”但他又指出无论谈及归化译法、地道译法,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原作”——本体不能忽视。
在序言二中,孙致礼教授也列举许多例子来证明好的翻译需要扎实的外语基础、必要的原作研究(包括译者、社会、民风习俗、历史地理等因素)、严谨的翻译作风及明确的翻译理念。
第一章中作者在王胜钰先生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介绍了张先生的生平及其故乡,并通过张先生长女张玲的眼中进一步说明了张先生从小到最后成为“哈代专家”的风雨历程。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张先生的“翻译为艺术还是科学”的观点。
作者首先引出人们对翻译本质问题的争论——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然后从翻译性质研究着手,大量引用中外翻译研究者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观点进行总结,最后得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结论。此外,他还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什么是“翻译学”进行了深邃的哲学思考。
第三章作者主要介绍张先生发表于《翻译通讯》1980年第一期上“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这个具有标志性成果的翻译观。孙迎春教授首先探讨了“地道”的概念,并说明了张先生眼中的“地道”应是“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的观点。
此外作者还对“归化”、“异化”这对悖论的两面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第四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一般论者不大谈及的翻译中的加注。
这些都是张先生对原作广泛研究的成果,其涉及宗教、传说、典故、习俗等,涉及面极为广泛。作者认为正是张先生有作注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精神贯穿在他所有的译作之中,与他高超的艺术相互融合,才成就了一部部堪称经典的译作。
其后,作者还对张先生作注的条件、方法和原则也一一进行详细例证分析。第五章中作者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意境”之于文学翻译中的研究进行了探讨,说明了译者传达文学作品中意境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作者在探讨“意境”和“神韵”的同时,分析了张先生的“意境”“神韵”观,并在几个具体的层面上证明了张先生如何传达原作神韵,如何使译文读者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第六章作者经过对外文和汉文的比较研究后,对汉字形态的特殊性、汉语字格发展和四字格的美学特征进行阐述,认为汉字形态的独特审美特征为四字格,其为文学作品作用提供了合于自然的物质基础。
作者从张先生的译作中选用大量的例子来佐证四字格使用的审美效果,证明这也是张先生文学翻译艺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七章主要是对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进行界定,探讨了古今中外纷繁众多的翻译方法及在当代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对翻译及其层级性进行了整体的罗列,此外还探讨了张先生是如何在他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上体现了他的翻译艺术观,如何使译文达到炉火纯青,令世人津津乐道。最后,作者还节选了张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章节进行艺术分析和赏析。
《艺术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拓宽了人们对文学翻译研究的视野,不仅是对传统译论的梳理,也是对文学翻译艺术观的一次大检阅。总的说来,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是翻译家(主体性)研究中的先行者,开创个案翻译家研究之先河。以往对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成果中,多以论文形式出现,研究相对较为零散,系统逻辑性不强,往往就某个译者或翻译观点进行研究,其横纵向对比研究不够深入。
有时是以一本著作的形式出现对多个译者进行集中研究,但对每个译者的研究不够全面具体。而《艺术研究》一书的著者则另辟蹊径,以专著的形式对一位译者进行研究,这样无疑在篇幅上得到保证,信息量更大、更全面,也就保证研究更全面彻底。
第二.本书编排视角新颖。作者单独安排了第一章对张先生生平和故里进行详细介绍。更重要的是,该章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张先生故乡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的特别意义在于说明胶东是一个方言状况复杂的区域,而他所翻译的哈代的大多作品也有许多地方方言,张先生能成为“哈代的东方知音”的原因也就在于他用类似中国方言土语进行仿译。
从这些材料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故乡对他一生的成长、发展和成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在接下来的每一章就对张先生的翻译观进行说明,并将其翻译观进行横向纵向对比研究。
作者在第二、三和五章中的开头,对张先生的每个翻译观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概念的科学涵义,其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再具体谈张先生的翻译观。之所以这样安排,可以帮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是该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第三.借个案分析,旁征博引,具有古今中外译论浑然天成的鲜明特点。该书超过了仅仅是对张先生个人翻译艺术观的研究范围,而是将研究深化扩展了。如第二章中,作者就不单单探讨了张先生的“为科学亦为艺术,为艺术亦为科学”的翻译观,而是由此引出对问题的深思,列出问题的焦点,并列出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比如谈到翻译是一门科学的时候,他引用谭载喜的话说“翻译只是言语产物即话语的一种语际(或语内、符际)转换过程,……而只能是技术和艺术。
”⑥p35又引用美国的奈达,法国的穆南,德国的威尔斯等提出的“翻译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说到中国历来被大家奉为圭臬的“信、达、雅”三字经时,又权引子曰、《易经》等权威经典,同时又引出西方与之相对应的“雅”、“信”等翻译主张。
第四.具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美学的继承、发展和再诠释的鲜明特征。从文化心理的思维模式来看,中国传统译论美学侧重的不是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对美和翻译艺术的属性进行客观的美学诠释,取而代之的却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规范,以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特征。
因为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神似”、“神韵”和“化境”都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评判赏析译文特点的。在赏析文学译品时,人们头脑中总会无形中用“神韵”“意境”是否传达来评判译品的好坏,而很难用一种遣词造句或语言特色等方面去评价它。
奚永吉先生说:“张谷若不仅在赐予的翻译上字斟句配,而且对原著的文体悉心研几,称量而出。”⑦p203然而,作者却从联想丰富而独特的词句和某些微言妙语、言语的弦外之音、整体的特殊气氛和人物的特殊口吻等微观方面,结合原作的上下文语境,给予充分的考虑从而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判。
该书是翻译研究者对翻译主体性研究重视的结果,也是对中国传统译论深入研究的结晶。作者对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具有独创性,既系统全面,又细致入微,资料翔实,文笔优美。对翻译概念追本溯源,并对张先生的翻译艺术观进行艺术地例证分析,由此可见孙教授在该书以及中外译论研究上所花精力和心血。
正当21世纪西方新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时,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遭受着异样的尴尬。在我们接受新事物、新理论的同时,还需要更好地挖掘我们自身的传统精神遗产,把前辈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真正做到以我为主,西学为补,系统引入,详加比较继承与发展传统译学,翻译并引入西方译论,早日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同时,该书也为我们后继者竖立了一个风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关于我国传统译论中主体性研究的著作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