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陈东东 陈东东:守护诗歌之银 诗人从世事万物得到启发

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淮海中路一家书店里人头攒动。诗人的聚会,更像是小酒馆里的密谋。马骅、丁丽英、韩博、刘苇等十几位诗人在这里举办诗歌朗诵会。陈东东也在座,他只是坐着,岿然不动,和朋友们闲聊。即使普通话再荒腔走板的诗人都一展"诗喉",只有他,由他人代劳。

后来他给我回信说:"我从来不朗诵。"

那时候他刚刚出版了长篇随笔《短篇·流水》。"跟每一种传闻都不一样",陈东东在诗和小说之间徘徊。前半部分我们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词的变奏》中也可以读到,相比之下,更具野心的是后半部分的长篇随笔《流水》。"它的篇章布局对位琴曲《流水》的曲式结构;它摹用和发挥古琴文字谱的语言方式……它似乎讽仿了《看不见的城市》。"

显然,有一头幻想怪兽潜伏在陈东东的心中。幻想一座光阴之城,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友谊在这里成了陈东东"诗小说"的题材,在文字的迷宫之中,冥想、追忆、迷失与倾听。

很难想象,在给人极度务实印象的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孕育了多少前卫诗人、小说家、歌手和艺术家。现在,前卫诗人这个词像银器正在被氧化,蒙上了一层黑色的氧化膜,但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银子还是银子,像雪一样纯净的银子。

守护着诗歌之银的东东,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好像很自在,十年,没怎么变。生活也许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从不抱怨,读古籍,为现代汉诗与古典诗歌的联系,作出他自己的努力。

苦瓜的"涩",西瓜"流畅"的甜

时代周报: 《流水》是我读到你的作品中最具野心和阅读挑战性的作品之一,虽然仍然可以把它视作一部长诗,但不可否认其中已经有虚构小说的成分,写这样一部书,卡尔维诺是否成为了你挑战的对象?

陈东东:卡尔维诺的写作观念启发过我,从他的观念出发的写作,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深化乃至穿越那种观念带来的写作实践。《流水》,我称之为诗文本,它的一个写作侧面,的确,是以"戏仿的严肃性"对待卡尔维诺,以期呈现一件更为完满的汉语作品。

这种写作与写作间的反顾、邀约、征引、修正、对话、互现、相生、逸出和超越,发生于每一件作品的写作;可以说,这也正是《流水》想要展开和处理的主题。《流水》最重要的方面,是以"戏仿的严肃性"对伯牙和钟子期传说的重写和发明,相较之下,对待卡尔维诺的那个侧面,就仅仅是《流水》重写和发明的一个环节,是伯牙和钟子期传说的一处可以按下不表的指涉。

更多的指涉,在于时间、音乐、话语、记忆、想象、倾听、技艺、演绎……在于写作本身。《流水》显然整合了诗歌、随笔、箴言、词典、铭记、对谈、小说等多种文体样式,但其核心是诗,它从诗迈步,也归向诗。

时代周报:就2000年之后你的写作来看,其中本土性的成分在加强。这一时期是否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并且重新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体现东西方的文化传统?

陈东东: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古籍,中学开始到现在,古籍,包括古典诗歌,是我阅读比重很大的一部分。在各个时期,许多书我都会重读,并有新的会意。而我的诗歌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所谓本土性的,我一直在我的祖国本土上用我的祖国当时最普通的语言式样写作,偶尔出国写那么几句,好像也不二致于我在国内的书写。

现代中国的现实和理想,可以视作东、西或更多、全世界各个方面的文化混杂、冲撞、反应和幻化的出品,置身其中的我们的写作,也只能是这种混杂、冲撞、反应和幻化的出品,也可以说正是它们的体现。

我想我并不例外。我所希望的,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语言,用现代汉语写出一种新诗,一种只能是现代汉语的、只能是我的语言的诗。我的兴趣在诗本身,诗本身而外,不过是可以用于诗的材料。2000年之后要是我的写作跟之前有所不同,那是因为我更专注对诗本身的兴趣了。

时代周报: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时期有些诗作显得有些涩,反而失去了你早期诗歌的流畅性,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东东:是写作深化带来的效果吧。所谓"涩",所谓"流畅",是相对而言的。每一首诗应该是只令其自身成立的,这是我对诗的认识,那么,每一首诗也应该只有属于它自己的声音、意趣和滋味。苦瓜是"涩"的,相对于西瓜"流畅"的甜,要是苦瓜不"涩",不是"反而失去"了成其为苦瓜的滋味?我的考虑大概如此。

诗人从世事万物得到启发

时代周报:现代汉语本身是古汉语的反动和革命的产物,现代汉诗更是直接接受西方诗歌的革新诉求,体现出很强的先锋性,这与强调冲淡平和、诗以言志的中国古典诗歌有本质的区别,你觉得这种断裂是可以弥补的吗?

陈东东:现代汉诗跟古诗(旧体诗)是两类不同的诗,这是从它们所用的不同语言样式而言的。作为一类诗,现代汉诗并不总是先锋性的,作为另一类诗,古诗(旧体诗)也并不总是言志,总是冲淡平和……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诗跟古诗(旧体诗)的根本区别仅在于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这种区别或断裂没必要弥补。现代汉诗和古诗(旧体诗)的相互对照和对话,会各自丰富其自身。

时代周报:另一个问题,朦胧诗之后的现代汉诗和五四时期的新诗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异,你觉得现代诗人是否仍然能从那一代的诗人—除了九叶诗派—中得到启发?

陈东东:当然,诗人会从世事万物得到启发,每一个诗人也都可能启发其他诗人。这跟好书读来有益,坏书也会从另一方面带给读者益处的道理一样。

时代周报:另一方面,在港台流行音乐中,就我的观察,有相当多的歌词具有诗意的成分在,简单但是有时候同样可以打动人心,我们是不是太忽略了这些通俗文化中的诗歌,简单化地将它们视作通俗的或庸俗的文化了?

陈东东:的确如此,这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我不认同任何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时代周报:2000年之后,在市场化程度继续深入的今天,中国诗歌继续地被边缘化(虽然全国写诗的绝对人数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你觉得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下,诗人继续写诗需要的,是默默地坚守还是努力去改变外部的现状?

陈东东:诗是一种人性,是内在需要。写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坚守,不是努力,它是我的生活,是存在方式和形态。诗歌于我首先是一件个人私事。在我看来,当今许多诗人和诗歌(包括我自己的),已经非常市场化,非常中心化了。

自从晚清有人在《申报》上发表诗作,其实还要上推到更早,这个市场化、媒体化、中心化的诗歌进程,虽有曲折,还是可以用愈演愈烈来形容。这样的进程其实侵害着诗歌自身。我倒是愿意我的写作被边缘化,愿意自我边缘化在"努力去改变外部现状"的诗歌壮举之外。

陈子昂的孤独与焦虑

时代周报:我知道你也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进展如何?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开始变得怀旧,开始追忆逝水年华?

陈东东:每个人写作的意图和需求不同。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回忆性质的,尽管仿佛更是想象甚至幻想—不过我并没有系统地去回忆一己的过往,也就是说我没有,或还没有,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前些日子曾声称开始过自己的后半辈子了,开始度余生或进入晚年,不过我并不因此就怀旧了。

回忆、追忆是一回事,怀旧是另一回事。写作始终在回忆,在追忆……但是,我不在写作中怀旧,也不打算开始怀旧。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张枣在德国给你写信时有强烈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我不知道这种孤独感和焦虑感是否也在你的内心里存在。你是否认为这是现代诗人在当下必将面对的一种精神困境?

陈东东:孤独感和焦虑感是现代病,其实一定也不限于现代,是人类来到世界的普遍病症。只要有死,我想生命在时空里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就会发生。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就表现得很典型和充分。他不是现代诗人吧?但他又多么现代!不独现代诗人,这是从古到今的诗人,尤其哲学诗人的精神困境。有可能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的感受更深、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