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的电影 部长、导演、李沧东的诗性电影

姜博瀚:韩国电影取消了审查制度,这对你们的创作有帮助吗?

李沧东:我对电影审查制度比较模糊,标准性也很模糊。我个人的看法是一部电影最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一部电影的力量很难影响社会。娱乐片可以在电影院里让观众沉迷没有痕迹,从政治色彩说它没有政治,但也是政治的观点。

任何一部电影摆脱政治关系是不可能的,这是谈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另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想提供娱乐也是很政治的选择,对电影审查,韩国电影在政治题材上不存在。但是更重要的审查制度是商业上的审查,要观众审查我们。我们很难保证商业上的成功,这也是种负担。观众会喜欢吗?更可怕的审查制度比政治审查更严峻,对导演来说是外部压力。而面对政治的选择是导演分内的事情。

姜博瀚:做导演之前你是文化部长,这两者的生活有区别吗?

李沧东:从政以来的生活,我比以前起床早了。做部长之前,我是晚上起床创作,白天睡觉。这个改变很痛苦,人对于单纯的事情痛苦,做部长职务我只能把时间分成段使用,生活很有规律了。我爱人把一辈子要熨好的衣服在部长期间都给我做了,每天是领带和西装,这一点和我以前的生活很不一样。压力很大的是,我在任何地方的发言都会上报纸变成了官员报道的情况。

姜博瀚:从《绿洲》能看出你是一位感情很孤独的导演,你的童年是这样吗?

李沧东:我的童年是韩国战争的结束,我们是战后的一代人,都过着很艰难的童年。当时社会上很乱,是艰苦的岁月,我生活在贫穷的家庭。从小的苦难对我以后的小说写作,拍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童年的经验形成了现在的我。

以后的作品当然反映对社会苦难的描写,这是我个人很重要的资产和财富,人生多了一份经历,感受了更多了。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珍贵交流,至于说我孤独吗?心灵上肯定是孤独的。我爱人听到这话不会认为是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心灵上渴求温暖。我更加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另外一种关系,对于我目前的生活最根本的思考是崭新的,美好的追求,不满意于现状。

姜博瀚:韩国的文化历史很短,而你们的导演都在寻求文化上的高度?

李沧东:韩国是很重视文化的民族,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书中有记录。我们对文化的渴望,不管是唱歌,跳舞,气质上的特点非常多的反映在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发展出来,韩国人性格上的问题非常有表现欲,又富有激情,具有动感。

在电影当中,从中国的观众角度看出我们特有的气质。而中国电影具有批判性,十年以前我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给韩国观众钱,他们也不会进电影院看电影,现在的韩国观众又会说好莱坞电影没有意思;而现在的中国观众也会觉得好莱坞电影没有中国的好看,他们传达的热情和能量抓不住观众的心,就不是优秀电影。

好电影不是光靠电影人努力的结果,电影要发生变化更好看,观众也要发生变化。韩国电影的危机,如果他们继续喜欢好莱坞,韩国创造电影就困难了。

姜博瀚:《密阳》的全度妍获得了嘎纳大奖,但是宋康昊演技也很好啊,你怎么评价?

李沧东:他们都是男女演员里面最巅峰的好演员,宋康昊也是顶级的大腕。在《密阳》里面,宋康昊的戏份比全度妍少,他欣然同意接受。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看起来不重要,其实很重要,他在全度妍的后面一直跟着,始终不可能站到前面去。

全度妍本身是个有激情的人物,传达的情感强烈。宋康昊是很自然的,准确的把握了定位,起到了一种平衡的力量。宋康昊很特别的完成了角色,西方媒体对他的评价,如果用演技演起来很困难,恰恰是拿捏的分寸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