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贪官录之杜善学殊途同归的官场之路

杜善学的关键年份,是2011年。这一年他55岁,大学毕业进入仕途马上就要满三十个年头,摩拳擦掌准备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之列。

但在2011年年初的第九届山西省委班子调整中,主政长治八年的杜善学不敌主政吕梁八年的聂春玉。杜善学失望之余不甘人后,从长治奔赴吕梁,希望重走终南捷径。仅仅10个月之后,在第十届山西省委班子调整中,杜善学终偿所愿,成为排名最后的山西省委常委。

但他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多久。进入2014年,在吕梁多位煤老板和官员落马之后,昔日的“转运年”变成了一颗炸弹,于6月19日引爆。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苦心经营了32年的仕途落幕,他的亲友亦因裹挟过深难逃劫难。

苦心升迁

1982年春,26岁的杜善学作为文革后山西财经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至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这位来自晋南运城地区的年轻人,身带运城学子特有的好学与聪颖。“穿个白衬衣,戴着眼镜看报纸”的年轻杜善学,被那个年代的同事评价为“专业了得、做事比同龄人机灵利索得紧”。他的仕途,在同僚前辈的赞扬与认可中起步。

刚入工作单位一年,会计专业出身的杜善学即撰写了一篇名为《管理预算外资金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山西财经学院1983年度的第一期学报上,文章提出要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当时党的十二大刚召开过,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财政理念,建议根据不同地区行业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杜善学此文的公开发表为其获得了颇受瞩目的赞誉。“文章印成铅字,在当时挺了不起的。”杜善学当时的同事称。

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杜善学调至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三办公室,负责为省政府领导起草文件。从那以后,写文章的习惯贯穿了杜善学的整个政治生涯。“好学,聪明,善于把握时机说话”这一特点,不仅被当时在省政府工作的多位干部注意到,也成为了其日后从政的一个标签。

1985年3月,杜善学调到尚在筹备阶段的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之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1987年1月,31岁的杜善学回到省政府,任财政厅商业企业财务处副处长。他用了6年时间,从副处长升至财政厅的副厅长。

根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杜善学在1993年-2003年担任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的10年里,曾在《山西财经》、《金融与市场》等七本期刊上发文逾十篇,并带队研究“山西票号对现代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课题。期间的1998年9月-2000年9月,他还在山西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学习,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杜善学很希望给自己打造“思想水平高”的学者型官员形象。2003年2月赴任长治之后,他在市长任上五年里还只发表了三篇理论作品,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三年即发表作品七篇;在吕梁市委任职一年发表作品三篇,成为山西省委常委之后,三年内他又发表了六篇文章。

杜善学32年的仕途,无论从事什么岗位,研究中央政策,结合地方实践做文章,总是他的必修课。

杜善学的“时政主题文章”也确实会时不时领先于政策。2000年,全国各地的财政部门把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重点举措时,杜善学的文章《政府采购与廉政建设》已经发表一年有余了。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杜善学也在长治市推广“绿色发展”,力图把长治市打造成煤炭大省山西少有的“眉清目秀”的城市。

频频公开发表文章,也让他随时保持了除官员例行公开露面之外的曝光度与特有的存在感。提高“存在感”也成了他的一种施政手段。

至今长治市民还记得,2008年杜善学站在军用敞篷吉普车上,从长治市八一广场前主干道徐徐驶过的情景。当年为迎接奥运,各地都在进行安保演练,但重庆、济南、沈阳等地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反恐、安保等演习,杜善学选择的方式,则是在大街上对安保队伍进行检阅。

长治市一位与杜善学熟识的官员称,杜善学始终认为,保持较高的曝光度,是凸显政绩、走稳每一步的必要方式。

为升迁计,杜善学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在研究策论与提升曝光度之余,亦在参透人生命运玄机。

知情者称,在7位山西落马副省级官员中,杜善学格外信奉周易。在长治为官期间,杜善学对桌椅摆放、室内花草选择,对参与重大活动的行程安排、出行日期、路线等等,都颇为讲究。曾与杜善学一起下乡调研的一位长治官员透露,杜善学曾处理过一起重大车祸,奔赴事故地的途中,绕行了一个小时才抵达现场。

长治市的多位知情者称,杜善学当年很信奉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师,长治市当时也有很多研究周易的团体,公交车上都有周易预测的广告。这都是杜善学追求运势的表现。

形象工程是非

如今的长治,有关周易的广告已经不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树木成列,秋风一吹,落叶一地,其景致在山西当属少有。这也与杜善学分不开。

2003年2月,杜善学来到长治,当时长治刚送走前市委书记吕日周。吕日周在长治的三年,开创了《长治日报》点名批评官员、政府不设门墙、骑车下乡等独具个人特色的施政方式。

长治市两位接近市政府的官员称,作风强势的杜善学,甫一上任,就把分管城建规划副市长的规划审批权和分管财政副市长的财政审批权削弱。在对长治市的社会经济情况了解一番后,杜善学的施政方针逐渐显现,即打造“眉清目秀”的长治。

2005年,杜善学在《用实力构建“魅力城市”的和谐与发展》一文中提出,要结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循环经济注入产业发展,并根据环渤海经济带、陇海经济带以及当时还未成形的中原经济发展圈等规划,为长治发展做出预测。

此后,“绿色长治”开始引人注目。2006年,长治市出台“建设全省一流林业生态大市”文件;到2008年,杜善学就任长治市委书记的当年底,“十万大树”开始轰轰烈烈进城。

根据《山西晚报》当时的报道,为将10万株大树移植进市区,长治市投资5000万元。大树树种以国槐、杨柳、法桐等为主,胸径都在10公分以上。对于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长治绿化工程,杜善学2010年专门写文章总结称,2006年以来,长治市委市政府为了绿化筹措资金达18.

7亿元,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和煤炭企业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其中市县两级财政投入 16.6 亿元。这些投入,为长治带来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紧随“大树进城”之后的,就是长治市形象治理工程。2009年6月,为迎接全国造林绿化现场会在长治召开,长治市对13条主干道的户外广告、门店牌匾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市政府规定了牌匾统一标准:高1.5米,宽与铺面等宽,牌匾两边无缝隙。

这些街区的各权属单位以及个体商铺业主被要求在2009年7月31日前完成“政治任务”。“那年的整个7月,长治市都是在一片换牌匾中度过的,随处可见拆除、安装的景象,很多市民在那时候出去买东西,都找不到相应店铺。”一位当地官员回忆道。如今长治街道上,依旧保存着当年统一规划的白框红底或黄底白字的牌匾。

长治市部分政府人员称,拆换牌匾的制作方和施工方,并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多位接近长治市政府的官员透露,在大树进城与牌匾更换背后,涉事商人系杜善学的亲属,与之关系密切的县区官员也曾有参与。这一消息,早在杜善学落马前,就已在各论坛以举报贴的形式传播。多次向贴子中提及的官员致电,一直无人回应。

与敛财传言同时进行的,是以杜氏兄弟为轴心的买官交易圈。多位长治的知情者告知,当时若想进入公务编制,需要花费5-10万元不等的金额,输送方向主要是杜善学的弟弟,以及部分与杜善学关系密切的官员。

一位曾找人进行过利益输送的长治市民称,他花了5万元为儿子谋得了一个非主要部门的工作,活动对象是杜善学的弟弟杜善堂,如果要进入主要政府部门,需要花费10万元以上。

杜善堂是山西晋能集团(前身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公司副经理。长治官方人士证实,杜善学落马之后,杜善堂也被带走。

另一位与杜氏兄弟走动颇近的晋能集团长治公司总经理方志有,也同时被带走。7月16日,长治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终止了方志有的市人大代表资格。

当地知情者称,方志有与杜善学的密切关系在长治官商圈不是秘密。长治公司作为山西煤销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善学任期内,在当地兼并重组了很多小煤矿。

致命伏笔

2011年初,已历经数度调整的第九届山西省委班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变动,吕梁主政八年的聂春玉跻身省委常委之列。

当年的山西,在全国经济总体向上的背景下,其能源基地的位置举足轻重。靠煤致富的吕梁弯道超车,其GDP从2002年的112.9亿元增至2011年的1131亿元,财政收入由16.3亿元增至276亿元。全省最高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率,成为聂春玉晋升的筹码。

彼时,杜善学55岁,入仕29年,亦是他晋升的关键时刻。从26岁大学毕业到官拜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用了11年时间;从副厅长到长治市市长的正厅级,又耗去了他10年光阴;地方大员历时八年,离退休年龄已经只有一届任期了。

比聂春玉只小半岁的杜善学成为这场人事调整的失意者,2011年1月,平调至吕梁担任市委书记。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但时不我待。

初到吕梁,杜善学即沿袭了在长治的从政风格,开始着手重建吕梁的城市面貌。

“我之前的市委领导已经把经济发展得很好了,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为吕梁人民改善一下生活环境。”这是杜善学到吕梁之初对媒体说的话。他上任未满月,即在吕梁市离石区调研时明确指出,“近期要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开展环境卫生、街道装饰、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活动”, 同时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强调“五一”前市容市貌要有大改观,“十一”前见实效。

随后,吕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项整治”运动。

当时的吕梁市容确实可以用“脏乱差”形容。一位外地客人来吕梁,住进离石市区的国际宾馆后,仍然纳闷地问接待方:“吕梁到了吗?什么时候进城?”时任吕梁市新闻办主任高丽萍曾这样描述道:“在高低档时尚行头的装裹下,随地吐痰乱折花木乃至于随地大小便却成了家常便饭;各色商铺雨后春笋般更迭涌现,粗俗不堪的广告招贴画也随之更迭涌现,倒尽了人们的胃口;更有无孔不入的办假证、通下水、洗油烟机、修旧雨伞一类的小广告,层层叠叠地涌入我们视觉所及的每一个角落,简直让人崩溃。

”

“齐整、好看,是老杜的要求。”一位吕梁市民称,当时的吕梁大街,到处都在拆门头、换门匾牌、粉刷墙壁。这位市民曾目睹一道墙的几次变色:一开始被刷成白色,之后变成灰色,再后来是粉色,后来觉得不好看又换成白色,最后还是刷成了灰色。

一位接近吕梁市政府的知情人称,杜善学抓“三项整治”力度很大,尤重问责和宣传。当年3月10日,吕梁召开全市“三项整治”工作目标任务承诺签字仪式,市区18个责任单位和12个县市主要负责人分别立下“军令状”。

4月24日,吕梁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又下发文件,再一次明确治理的时间和工作重点,提出了30条意见。要求重点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小街小巷、居民区、旅游景区、国省道路两侧予以进一步整治,确保做到城乡一体,不留死角。

因“三项整治”行动不力,吕梁市处罚了多名县处级干部,杜善学被当地称为“扫城铁腕”书记。

当年7月,吕梁市召开了山西省“三项整治”现场观摩会,邀请媒体前去参观。参与报道的一位媒体人回忆,杜善学起身挨个敬酒,鼓励记者们“妙手写吕梁”。

此次“三项整治”花费不菲。离石区政府一次性招聘了1666名环卫工人、120名环卫管理人员,组建一支100人的环卫执法队伍;汾阳市投入6000多万元,新建17处公厕,安装路灯,补栽8条街道的1.

8万平方米绿化带,设置了256处道路交通标识牌及7块公益广告栏,并对全市街道名称进行重新命名;孝义市用于“三项整治”的财政资金投入额度达32.6亿元,主要包括道路工程、示范街创建、清洁设施完善、街道装饰、交通设施等重点工程;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临县,从当年3月到6月,投入“三项整治”资金即达2.

05亿元,人力103.4万人次;交城县则将“三项整治”延伸为“大拆迁、大建设、大整治、大提升”活动,全面铺开了20项大型拆迁、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达14.

97亿元,拆迁面积31.5万平方米,是建国以来交城力度最大的一次城市拆迁。

如此集中时间的大力度城市整治,确实让吕梁市貌在短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多位当地人士指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市区县开支巨大,多有向社会摊派现象,整治工程中的贪污浪费和权钱交易也在在多有。

在吕梁,所有施政者绕不开的地方就是煤炭领域。杜善学下车伊始,即与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等当地煤业大亨建立了联系。

2011年1月,联盛集团与北大青鸟分别出资90%和10%组成山西青鸟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9月,该公司斥资40亿元购得当地大型国企离柳煤焦集团49%的股权,原吕梁孝义副市长郭继平接替邸存喜担任离柳焦煤董事长。

离柳集团是国营煤矿企业,资源禀赋并不充分,且有数千退休老职工。据当地企业家介绍,邢利斌看重的是离柳集团的国营身份,欲依托国有身份减少获批优质矿产资源的阻力。

此次并购,得到了杜善学的全力支持,此间的利益输送传言亦不胫而走。

2011年11月1日,山西省委十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常委。在吕梁疾风骤雨般做出“扫城”政绩后的杜善学,凭借多年的资历积累与在吕梁获得的资助,终于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之列。

先抑后扬的2011年,被数位山西官场人士称作“老杜的转运年”,但这一年,亦为他三年后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2012年1月,杜善学返回太原,升任山西省委秘书长。但他在这个核心位置上只干了一年时间。消息人士称,杜善学在地方主政期间养成了说一不二的强势作风,“脾气太大”,已经不太适合秘书长这个协调、服务的职位角色。2013年1月,他转任山西省副省长,秘书长一职由聂春玉接替。

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被带走。三个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的消息,和他同日落马的还有运城同乡、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

从资源大市走过的杜善学被指涉嫌买官,买官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吕梁。其经营了32年的仕途也就此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