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清华大学 [转载]谢静宜“制止清华大学武斗”一文解决了几个什么历史问题?(01)

谢静宜新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其中第二部分有一节《制止清华大学武斗》,从175至185页,占11页篇幅,计约共约6000字左右,为供读者方便研究,笔者将其中“关于清华文革部分”占8页,4200字左右,全部录入。

其它“关于北大文革部分”约占有3页,未予录入。

谢静宜:“制止清华大学武斗”全文

 196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重要指示的一段话,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到10月7日(前后),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全文印发了这个指示,要求群众认真学习,贯彻执行。这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派有军代表的工厂很快大联合了。”

1968年,遵照主席指示,我跟随8341部队去新华印刷厂“支工”。1968年6月,新华厂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全北京市的工厂绝大多数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但学校的形势不好,大学里的两派之间搞武斗,北京人北大、清华最为严重。双方的高音喇叭,除在校内对骂外,还出动汽车在市内喊话。

被围困的清华大学“414”派,每天都派人乘小车到中央、市委门前、周围街道用高音喇叭呼救。

总之,由于大学武斗不止,闹得广大群众昼夜不得安宁,都为此非常气愤。

在这种形势下,7月24日上午大约10点钟,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我放下电话即去见主席。主席先问了一下新华厂的情况。

主席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主席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揿,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主席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的气愤的表情说下去:

“他们不是谁也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主席说这句话时,语气是那样干脆、肯定、有力。

主席这时自言自语伸出左手数着手指低声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他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我被主席的指示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吗?”

主席笑了,说:“是真的。”随却交代:“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主席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我领受任务后,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回工厂,将主席指示向张荣温副团长及迟群(革委会主任)作了传达后,他们同我一起回部队报告了杨德中政委。之后杨德中政委带我们三人又一起赶到汪东兴同志处,作了详细汇报。

遵照主席指示和东兴同志意见,由杨德中政委带领张荣温、迟群和我,到北京市委作汇报。

听取汇报的是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领导同志。他们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

市委书记们表示由市委帮助组织联络工厂。并找来清华大学地图多张,研究部署工人宣传队去清华的路线。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

市委领导同志又专门开了几次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主席战略部署的各项具体措施。

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均比较好的工厂61家,约3万产业工人队伍。

26日,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在新华印刷厂召开了去清华大学宣传的工人领导人会议。市委还决定由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共分成8个团,具体宣传的楼区地段作了分工。新华印刷厂主要是向住在“二教”的“团派”(即蒯大富那一派)指挥部做宣传。

市委除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参加研究、布置行动方案外,直接参加指挥小组的是市委副书记、卫戍区副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27日,指挥小组一声号令,8个团,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驻各厂军代表的配合下,从各自厂地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清华大学进发。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10点钟准时,8个团的宣传队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

向武斗的双方念毛主席语录,念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并以演节目、说快板书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手中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小彩旗,带着一天用的口粮。其中不少男同志因天热穿短裤,女工穿裙子,并未作长期打算。

进校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卫戍区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和8341部队负责人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组织指挥,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大蓬,临时安了红机和几台普通电话。

没想到,搞武斗的人不但不听工宣队的劝告,反而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宣传队。下午3点钟多一点,他们开始打枪,但不集中,稀稀拉拉,这里一枪、那里一枪地放。4点钟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团派”出动了武斗队,用长矛向工人队伍刺来,与此同时,“二教”屋顶上的人揭砖、掀瓦向楼下的宣传队砸来,其中9003楼(即精密仪器系)打得最凶,一时伤了不少同志。

到了傍晚,天快要黑的时候,由“团派”向宣传队发动了进攻,各楼的武斗分子手持长枪、短枪、手榴弹一齐向宣传队打来。顿时倒了很多人、工宣队来时乘坐的汽车,不断向离校较近的北医三院运送伤员------由于事先有布置,宣传队没有还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声震撼全校。

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给毛主席和市委领导。

主席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于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主席批评他们的主要内容是:

“你们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者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大多数------”(这次我没在场,是事后领导传达的)

主席明确地告诉他们:“军工宣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不是要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

主席的明确表态和对他们的批评,打掉了当时所谓“五大领袖”的气焰。

北京卫戍区为了给工人助威,28号早晨,组织战士乘车、一辆一辆地从清华大学外围转了几圈开走了。

7月31日,毛主席见我回来,第一句话问:“你未被打死啊?”他是严肃而幽默地发问的,因为他看见简报上说我也挨了一砖头。

主席急着要了解清华的情况,我把市委和宣传队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很大的清华园的地图铺在地毯上,主席蹲下去仔细察看。他问工农宣传队的位置、分布的地区,现在都在哪里?我汇报了宣传队目前在学校南门里照澜院和在机械系9003大楼这一带的情况;汇报了蒯大富和沈如槐(团派、414派)两派各占的地区。

特别是汇报总指挥部让我报主席在体院同团派谈判时,最后市里一领导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的真实情况。

主席观看完地图站起来气愤地说:

“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

主席还看了学校少数人散布的小传单,那上面说“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干什么来了?”主席说:“工人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是抓革命促教育。”

当主席看到传单上讲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五大领袖”时,主席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主席接着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你去转报汪主任(汪东兴同志),由他来安排时间。”

8月5日,毛主席把巴基斯坦叶海亚送给他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

8月1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坐满全场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

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全国全军声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宣传队与两派谈判多次,要他们双方交出武器,停止武斗。最后交出的武斗器械,由公安局拉走。

先由工人师傅给他们办学习班,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建筑工人面对因武斗而被破坏的校舍、教室、桌椅,给他们讲建校的艰难,国家、人民拿钱培养大学生的不易等道理------然后复课学习。当时叫复课闹革命。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他们(指学生)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也就没时间闹腾了。”

1968年8月30日(也可能是29日),毛主席对我说:“自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后,各地学校都派了工宣队进去宣传,全国的武斗停止了,形势大好,非常之好。平时我们讲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

”毛主席说这些话时很高兴,精神很好。是在房中(厅里)边迈着步子边说的。清华大学当时遵照主席指示,批判了以蒯大富为首的极左思潮。收缴武器,复课闹革命。既办学习班、上课、又和工宣队一起参观被他们因武斗而破坏的校舍、教室。

之后,宣传队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出被造反派关在生物馆里的大批所谓“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等人物。对此宣传队逐步调查核实,并当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后,先后解放刘冰等校系干部、逐步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直到把系以上领导干部档案中的不实之词抽出来。

毛主席采取的方针是抓典型,以点带面。主席曾对我说过:“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大知识分子(像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过问、指示下解放的)和校系(刘冰等人)干部解放了,下面的也就迎刃而解了,不存在解放不解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