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毛泽东批示“不可救药”的开国将领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此后,戴季英后半生似乎人间蒸发了。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此人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好像一个谜。笔者根据大量资料,试图还世人一个真实的戴季英……
戴季英,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
11月13日晚10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14日凌晨4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11月18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
10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192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1933年3月4日,红25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一○五旅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八十九师换防,决定趁马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
3月5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74军为主力的红25军大胜,红军仅伤亡30余人,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二○七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二○五团团长马鸣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5月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围。
此役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7月,敌人调集14个师、4个独立旅共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
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