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三峡三个罪人 黄万里夫人:他为什么反对三门峡

他不停地写,不停地上书,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黄万里夫妇和孩子们(资料图)

黄万里: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万里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

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