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先生的三峡预言 黄万里先生与“三峡工程”之辩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钦点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
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临终前呼“三峡千万不能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
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
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