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世芳曝申思祁宏案 足协施压转会不到1500万
2002年元月7日,我和徐根宝一起去北京。住在中国足协安排的昆仑饭店,因为第二天的摘牌仪式就在饭店二楼的综合厅里。
我和根宝报到以后,拿到了各自的房卡。他问我住几楼,我看了看说:“1216房间”。他随口说道,“这个房间号码不好,能否去换一个?”
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一周前我在成都开会恰好也是住“1216”,“16”,在沪语里同“要落”谐音,所以为根宝所忌讳。但我并不在意。我对他说:“嗨,不用换了吧,命好命坏,都靠自己,命自我立嘛。”他也没再作声。
第二天上午,摘牌大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我和徐根宝早早地坐到了会场里。
转会队员的名字和转会标价赫然显示在会场的大屏幕上,祁宏以950万元的标价成了当年的标王,申思以900万元的价格紧随其后。尽管现场记者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但他们两人是否成功被摘转会,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关于球员的转会费,中国足协有一个计算公式。申思和祁宏当时都入选了国家队,参加了十强赛。如果把他们的年度收入乘上有关指数,他们各自的转会费都将超过千万元。
这个数字在中国足协有关领导看来,显然有悖于曾经三令五申的限薪要求,于是他们出面干涉,硬是把转会费压到了千万元以下。
对于中国足协核准的这一挂牌价格,许多俱乐部都望而却步。但中远俱乐部却在各个不同场合表态,对于申思、祁宏这样的优秀队员,无论转会费多少,他们志在必得。
生米成熟饭,却还嫌人家米贵
摘牌的形式,首先由当年度的升班马开始,然后,依照上年度成绩的倒排名次序,由弱到强依次进行,每次只能摘一名。由于那年甲B联赛只升了中远一支队伍,他们前两轮便轻而易举地分别摘得了申思和祁宏。
按理说,既然态也表了,牌也摘了,接下来,按照中国足协认定的价格付钱,然后办理转会手续,签字、画押,就等着“银货两讫”了。
但是,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那边刚摘了牌,就翻脸不认账。中远俱乐部的同志来电话说,他们徐董认为转会费高了,应该降下来。应该降多少,没有说。
应不应该降下来,这是摘牌以前的事情。如果觉得转会费高了,你可以不摘,等着让别人来摘;或者,你想摘,但又摘不起,那么请中国足协把价钱调到能摘得到的水平,这也是一种做法。但这会儿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却还在嫌人家的米卖得贵了,拒不付账,这真有点说不过去。
就这样拖了一个半月,毫无结果。
申思祁宏转会费不到1500万
中国足协的有关部门再次出面干预。2月22日,在天津塘沽召开的联赛工作会议期间,足协某部门负责人自己否定了当初挂牌时核定的转会费,说是“如申花俱乐部再不接受调解,将要由中国足协作出最后仲裁”,并通过上海足协施加压力,硬是把申思祁宏两个人共计1850万元的转会费,压到了1500万元以下。
这种事后的限定是毫无道理的,是对其他足球俱乐部权益的公然藐视。
如果,当初挂牌的时候,就把转会费核定在相应的低标准上,那其他俱乐部都有可能摘到申思、祁宏。但对那时近千万元的转会费,中远俱乐部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而现在摘了牌,却又以受害者的面目,到中国足协求援。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可悲之处:管理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纠纷的仲裁者。林林总总的规章制度,让人不知所云。但什么时候用哪一条,你全然无权申辩。一旦走进这个圈子,就像误进了医院的手术间,白晃晃的墙面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手术刀,不论你有病没病,只要被他摁到了病床上,就不知道他会用哪把刀来“修理”你。
就这样,改组后的申花足球俱乐部,跟随着中国足球进入了2002年。阎世铎刚刚豪言“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却又马上陷入了“假球”、“黑哨”的漩涡中。
上任之初不识阎世铎
我第一次听到阎世铎这个名字,是在八年前,200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
那天,打来电话的是上海文联的一位朋友,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听说我要去申花俱乐部当老总的消息,不敢相信,所以亲自来电核实。得以确认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足坛深不可测,你书生意气,可万万不能大意”。谈话结束之前,他建议我读一下阎世铎不久前的一篇讲话。
“阎世铎是谁?”我问。
“阎世铎你都不知道?他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就是外面说的足坛掌门人啊。”
“不是王俊生吗?”
“什么朝代了,早换啦。一年多了吧。你说你从不看球,我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看来,你真的是不看球啊。”
第二天上午,那张刊有阎世铎讲话的旧报纸,很快就通过快递摆到了我的办公桌上。今天回想起来,那篇讲话的内容早已被时光的河流漂洗得发白,唯一记住的是阎世铎对中国足球发展前景的蓝图性描绘。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1年12月7日。距中国国家队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之胜,第一次冲出亚洲,进入韩日世界杯决赛圈,整整过去了两个月。
进京汇报恰甲B乱世
12天之后,上海申花SVA文广足球俱乐部挂牌重组。照例要向中国足协汇报重组情况。但阎世铎实在忙。
那几天恰恰又逢浙江绿城和吉利集团等甲B足球俱乐部揭竿而起,揭露中国足球的“假球”、“黑哨”问题。为此,阎世铎专程飞往杭州,向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官员了解情况,共同商讨处理办法。约了几次,最后总算敲定了日期。
刚刚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胜利的滋味,中国足协便已陷入一片讨伐声中。
就在这样的憧憬与惴惴不安的心情中,我们来到了北京,向中国足协汇报重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