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3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领导。”书记处书记有: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万里、陈克寒、赵凡。后三位同志均是原来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央讨论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提议除了彭、刘外都保留。彭的处理是主席在杭州会议定下来的,我们不能讲什么。我们在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市委书记们的来历。万里是太行的干部,由城市建设部部长调到北京任书记兼副市长,他是1958年来的,担任副市长的时间不长。
他到北京后,彭真说万里和郑天翔哪个摆在前面,工作一段再看。万管市政,郑管工业。我介绍北京市工业主要是郑天翔抓的,讲了一些好话。他是晋察冀的干部,彭的老部下。介绍赵凡不是书记,是常委,意思是他在书记处核心之外。陈克寒是太行的干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馆长兼总编缉,和我一起南下到武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文化部调到北京市。这样我们保了万里、陈克寒、赵凡。
7月29日要开万人大会,我们确定万里指挥,因为过去北京市“十一”检阅、开会,他的经验多。群众反对,还比较激烈。后来我们决定仍由万里指挥,可是不出面。但是大家还不同意。我们没有理他们,最后还是万里指挥的。他下台比我还晚,是1966年12月。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务。”
新市委一公布,群众是拥护的,敲锣打鼓庆祝、欢迎。新市委开会我都没有去,差不多每天晚上到中央汇报。6月1日大字报一公布,《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我们也保不住了。
6、中央制定八条,贯彻八条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会,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秋影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我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到尾将八条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了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引导,坚持岗位。
1970年在庐山,陈毅参加华北组。在正式开会之前,江青先讲了陈几句好话,然后把陈老总训了一通。大家心里不满,江青你算什么?!陈毅那么刚烈。开小组会时,陈毅和我坐在一起,又议论起这八条,他说:“在那个会上讲的最多的除你之外就是我了。
”我们又说到岁数。我说:“你快65岁。”他说:“你可小看了,70多岁了。”当时他的情绪是非常憋气又无奈,大家互相之间很同情,我们南下时曾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互相不敢讲私话,又想找人讲几句。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他说:“好。”
6月3日、4日,我们连续召开了大专院校,工交、财贸系统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在会上我讲了政策界限,宣讲了“八条”。同时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中学集训、军训。这样中学的形势慢慢控制住了。后来这些都成了“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这个八条,还有我在5月25日的讲话,这两个东西实际思想是一个:现在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要坚持党的领导。虽然在讲话中也讲到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要纳入我们的轨道。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我们在那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的那么猛。6月1日晚上8点,第一张大字报在广播电台一公布,群众马上起来了。一些群众要求斗争单位的当权派,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这些同志都住在北京饭店开会,没有回去接受批斗。
那时,每天工作都忙得很。每天晚上吃饭都是两桌人,孩子们还要等到第二轮才能吃。临时加一桌饭,厨师老吴马上做,从未怨言。晚上之前,华北局书记处的同志有解学恭、池必卿等人到我家来开会,汇报材料,汇报不完,边吃边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