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隶书 吴大澂与篆刻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五季课前预习(三)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陕甘学政、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为官颇有声名。吴大澂在学术和艺术上也有杰出的成就,他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一生好收藏,精鉴别,收罗商周钟鼎彝器、玺印及秦汉权量、六朝以来碑碣,并详加考证,他对于古代玉器、青铜器铭文、印章的研究,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当代的古器物研究。

吴大澂和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咸丰年间,苏南地区为太平军所侵扰,他到上海避难,参加萍花社书画会,和来自江浙的诸社友切磋画艺。当时从苏州来沪避难的还有吴云(1811-1883)、顾文彬(1811-1889)等著名收藏家,吴大澂和他们多有往来。

此后,吴大澂也一直和上海保持着联系,他的一些存世信札显示,他常委托人在上海购买所需物品,包括古玩。中日甲午战争后,吴大澂被革职,返乡后至上海讲学,任龙门书院山长。

在其数十年的官宦和艺术生涯中,吴大澂和一些海派画家(如吴昌硕、陆恢,顾澐,倪耕等)有密切的交往。此外,吴大澂收藏的古代书画和器物也很丰富,许多都为其侄孙吴湖帆继承,而吴湖帆则是20世纪活跃在上海的最为重要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吴湖帆的两位弟子——徐邦达和王季迁,也是当代最为著名的鉴赏家和书画艺术收藏家,早年都曾在上海活动。我们因此可以说,吴大澂留下的遗产依然影响着当代上海和中国的文化艺术。

从明代中期开始,苏州就成为了文人篆刻的中心,篆刻名家,代不乏人。苏州还有研究文字学的传统。明末苏州学者赵宧光著《说文长笺》,此书成为当时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文字学著作。此后,研究古文字的风气在苏州一直很盛。苏州在19世纪还是收藏青铜器和书画的重镇。

自幼浸染于这些文化传统之中,吴大澂很早就养成了研究文字学、收集古董、刻印章的爱好。咸丰二年(1852),吴大澂十八岁时,在苏州从陈奂(1786-1863,字倬云,号硕甫)学习篆书。陈奂少年时师事研究《说文解字》的泰斗段玉裁(1735-1815),以后又入都与王念孙(1744-1832)、引之(1766-1834)父子游。

陈奂长于篆书,中年后参以古籀文,书风别具一格。受老师的影响,吴大澂一生治《说文》之学,书写篆书,在大篆方面功力尤深。这些都为他在篆刻方面的创作和研究。

比起书法,印章的制作更为复杂和费时。所以,吴大澂在步入仕途后,主要用书法来应对各种酬酢,很少再亲自操刀治印。不过,由于19世纪下半叶以大篆刻印渐成风气,吴大澂古文字学问好,大篆书法造诣很高,又会刻印,所以他在当官后有时仍然为人写印稿。

他偶尔还在老朋友的索请下刻印。比如说,大约在1873年时,他曾为吴云刻小印。他也曾为另一位晚清的大收藏家陈介祺刻印。从今天幸存的吴大澂的印章来看,他的印风和他的书法风格相似,相当工谨。

中国鉴宝网有吴云的长方形朱文鉴藏印:“归安吴平平生珍秘”,印文和上引吴大澂日记中所记载的他在上海为吴云刻的印章完全相同,惟日记记载的是“细朱文”,不详此印是否可以被称为细朱文。如果此印就是吴大澂刻的那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他也多少受到了西泠诸子的一些影响。

吴大澂于华山莲花峰题“莲峰”

19世纪是古玺印出土、收藏和研究的黄金时代。关于当时收藏印章的风气,近年来的研究甚多。本文从吴大澂和友人的通信中摘录一些和古玺印收藏相关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1875年七月三十日吴大澂在陕甘督学期间,写信给在京的山东学者王懿荣(1845-1900),告知“近得铜印十品。”同年冬月初九日写给王懿荣的另一封信中,吴大澂谈到“王逞玉印为汉印第一精品……泥封得二十余。”在1887年二月初五日致王懿荣的信中,吴大澂提到他“近得古玉鉨四,为赵謙士家旧物,少暇属伯元拓寄。”

吴大澂收藏古董时,对古董商徐熙(翰卿)多所倚重。他在19世纪80年代写给徐熙的信中,常常提及自己新得到的古玺印。如:“潍有铜印五百余,古鉨百数十,无一不精,价值千金,亦不贵。得此一大宗,故近况益窘。” “长至日前一日新得古玉鉨一。

” “今秋得潍县鉨印九百四十余纽,然欲续打印谱甚不易也。” “又得金鉨,重九钱,半价不及廿金,其非伪作可知。(据潍估云,仅费十金,成色与郢爰同)又得虎牙将军银印,龟钮,制作甚精。将军银印尚未之见,近日得史姓韵编,细查一过,自两汉至隋有名人印,共得一百三十八钮,拟刻板另印一册。张苍、纪信、公孙贺、李广、赵充国、公孙弘、王阳、王成,其最著名也。”

1870年,吴大澂为友人、苏州文物商徐熙所书的对联。

除了从潍县的文物商手中购藏古玺印外,吴大澂也从江浙一带收藏家手中购买他们的旧藏。

在致晚清著名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1845-1900)的信中,吴大澂也谈及印章的收集活动。如:“潍县有王西泉(名石经),系陈寿卿先生之戚好。去冬来汴,谈及有古铜玉印一百零二方,皆系至精之品。兄曾还价八百两,若竟不谐,即不复顾问矣。或至尊处问讯,乞允其电达,此印亦尚可留弟,不欲失信于友朋也。”在另一封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吴大澂提到,“潍县高家藏有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与言定价银壹千两。”

以上所引只是吴大澂致其友人书札中谈及印章收藏的一小部分资料,即便如此,已能从中看到吴大澂收藏古印甚勤。至19世纪80年代末时,他收藏的印章数量已达二千余方。他的一些斋号就和他收藏的印章有关,如 “三百古鉨斋”、“千鉨斋”、“十将军印斋”、“二十八将军印斋”等。

吴大澂在收藏古玺印时,和不少同道互通信息,切磋心得,他们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收藏和研究古玺印的风气。对吴大澂来说,他早年收藏和研究古代文物的兴趣,和吴云颇有关系。吴云是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曾任苏州太守,长期寓居苏州。

咸丰十一年,吴大澂在上海避难时,和吴云的交往极为密切。他曾协助吴云在上海为抵抗太平军筹款,后又住进吴云家,与吴云朝夕相处。也就在吴大澂住进吴云家的第一天,吴云就向他出示了自己珍藏的名贵印石。

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吴云是江浙官绅集团的重要代表,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举足轻重。在上海期间,吴大澂不但得以参与一些和吴云相关的社会活动,得到了历练(这对他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不无裨益),而且他还有机会见到吴云的收藏以及其他收藏家和古董商带到吴云家的古董和艺术品。

吴大澂还经常和吴云一起外出访问友人。吴云对这位晚辈的学识和才干十分欣赏。多年后,在写给吴大澂的一通信札中,吴云这样赞誉吴大澂:“海内金石之交,止此数人。吾恒轩(谦慎案:指吴大澂)年力最富,学识至优,文章政事远可追欧阳文忠,近则直继阮文达,蕲为一代大儒,非老朽所能望肩背也。”

吴大澂1866年为吴云所著《虢季子白盘铭考》题耑。

吴云是晚清重要的古玺印收藏家,他的收藏主要来自阮元的弟子张廷济(1768-1848)的旧藏。吴云还研究印章,出版具有学术性的印谱,如《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四卷 (同治三年,1864),此谱收印七十八方,均为官印;《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十二卷(光绪二年,1876),此印谱在前本印谱的基础上加入私印,扩充而成;《两罍轩印考漫存》九卷(光绪七年,1881)。

吴云编印的这三部印谱都是每页印一枚,旁摹钮制,后有考释文字。这种体例是吴云的创造。

吴云还和许多重要的篆刻家和印章收藏家有交往。吴熙载(1799-1870)是吴云的友人,曾多次为吴云刻印。吴昌硕(1844—1927)也曾在1880年寓吴云两罍轩。吴云还是晚清古玺印最大的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的好友,大概也是通过吴云的介绍,吴大澂和陈介祺建立了联系。

在晚清的印章收藏活动中,潍县无疑是最重要的中心,而且当时最大的印章收藏家陈介祺就是潍县人。吴大澂与陈介祺虽终生缘悭一面,但长期鱼雁往还,讨论学术,彼此视为知己。他们之间的书信,许多都保存到了今天,其中有不少讨论古鉨印的文字,对我们了解晚清古玺印的研究状况很有价值。

王懿荣是晚清重要的金石学家和甲骨文的发现者。1672年左右,从吴大澂写给王懿荣的信可以见出,王懿荣也参与印章的收藏。我们在王懿荣的《考古杂著》中,读到他收藏印章的记载。虽说吴大澂本人精于鉴赏,但他还是经常向比他年轻的王懿荣请教。吴大澂在给陈介祺的信中曾说:“京华故人,惟王廉生农部邃于金石之学,相契最深。”

吴大澂的印学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编纂印谱,其次是研究印章的历史。在编纂印谱方面,最著名的是《十六金符斋印存》。这一印谱有初编和重编本。重编本晚于初编本十六年,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是时吴大澂正在广州任广东巡抚。

吴大澂曾在此印谱的书衣上题诗:“蓄印十六年,积累至二千。古鉨得至宝,文字秦燔先。汉魏官私印,金玉皆精坚。同钮各从类,年代不细编。印兹二十部,裒集岂偶然。谁其任此役?穆父(黄)与伯圜(尹)。

光绪戊子秋七月吴大澂自题。”当时在广州吴大澂幕中的王同愈对这部印谱的制作过程和内容有详细的记录:“光绪十四年客羊城愙斋师节署,幕府清闲,师出所藏周秦古玺及汉魏官私印二千余方,属同人(余及元和陶仲平、黟县黄穆夫、诸城尹伯圜)分任印谱,各五部,而以一为酬。

同人慕欲已久,惊喜承命,三阅月而卒业,装订二十六册。穆夫、伯圜皆精篆刻,自谓得此如农夫之获腴田焉。余于每册之首,分标目录,以资省览。行笈相随者数十年,屡经播越,幸免劫灰。

长夏检书及此,犹想见当时洗印调朱,轩轩笑谈之乐。今同人早经物故,书亦散亡,为可嘅已!乙亥五月栩缘老人记于南翔之槎南草堂,时年八十有一。师之十六部分赠于人者,约记如下:潘文勤、陈簠斋、杨见山、王文敏、张文襄、汪郋亭、顾缉庭、徐翰卿。”

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印存》。

吴大澂另一部重要的印谱是《千鉨斋鉨选》,编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收古鉨九百五十六方。

清代大规模地收藏和研究古印可能是在道光年间开始的。晚清收藏家和学者在印学领域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印章研究和历史考证学结合起来了。吴大澂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印谱》、《簠斋臧封泥考释》等著作,继承了道光年间以来以古印章考订古代名物制度的传统,把印章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了。

作为一个篆刻家和收藏研究古玺印的学者,吴大澂和许多当代的篆刻家有交往。以下列举数位:

翁大年(1811-1891) 吴大澂在上海避难时和翁大年颇有交往,吴大澂咸丰十一年的日记多有记载,翁大年的印风工致妥帖,他也喜欢考订印章,在和吴大澂的交往中,对小于他二十四岁的吴大澂或有影响。

赵之謙(1829-1884) 赵之谦长吴大澂六岁,先于吴大澂18年去世。尽管可以说赵之谦是英年早逝,但他在篆刻方面出名很早,他和吴大澂还是有很多交往的机会。赵之谦曾入吴大澂的老师潘祖荫幕,他与吴大澂的好友、妹夫沈树镛(1832-1873)的关系也极好,曾在北京馆沈树镛家,赵之谦的印谱里有许多为沈树镛刻的印。赵之谦也曾为吴大澂的好友王懿荣刻过印。但奇怪的是,赵之謙的印谱中不见为吴大澂刻的印。

吴昌硕 如果说吴大澂和赵之谦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的话,吴大澂和吴昌硕则十分友善。两人比较密切的交往,在19世纪的90年代。吴大澂致吴昌硕的信札尚有存世,吴昌硕曾在吴大澂所藏商周铜器的全形拓上作吉祥花卉,并为吴大澂刻“愙斋”、“愙斋鉴藏书画”和“二十八将军印斋”等印。

此外,吴大澂交往的还有黄士陵(1849-1908)、尹伯圜(生卒年不详)、胡义赞(1831年生,约卒于1904年前后)、王石经(1833—1918)、陈佩纲(生卒年不详)等等。

吴大澂在晚清艺坛出道甚早,和许多当代的艺术家有广泛的交往,而且又曾为高官,他所接触的古印收藏家和篆刻艺术家一定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

吴大澂从少年时期起便喜爱篆刻艺术,并且有相当高的造诣。虽然今天研究篆刻史的学者很少论及他在篆刻方面的艺术成就,但早年的爱好和他后来收藏古玺印,提携优秀的篆刻家不无关系。吴大澂步入仕途后,财力、人脉、见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成为了晚清重要的古玺印收藏家。他的收藏也为当时的篆刻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对促进晚清的篆刻艺术起了一定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吴大澂继承了道光以后金石学家以印证史的学术传统,和他的友人一起,将古玺印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高明先生曾这样评价晚清的印章研究:“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东潍县陈介祺以自己所收集的古玺印,并汇合当时各家所藏,集拓成《十钟山房印举》一书,可说是当时有关古玺印之集大成的著录。

自陈氏《十钟山房印举》开始,首将古玺分为战国古玺与秦汉玺印两目,陈氏这一分类,对古玺研究是一大贡献。此后不久,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一书,其中选用了许多先秦时代的古玺文字,他不仅将古玺文字开始著录成书,而且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这是对吴大澂在古玺印领域的贡献最恰当的评价。

*文章摘编自《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

*插图为微信编辑所加。

《傅山的世界》

白谦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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