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怀念杨丽坤
秋月溶溶,水银轻泻,电视里又在精彩回放老片子《阿诗玛》,听到那悠扬含伤的熟悉旋律,看到阿诗玛那张清纯秀美的脸庞,我无法挪动自己的身子,无法不回想起那一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回想那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岁月,无法不怀念因美丽而获难的杨丽坤。
影片《阿诗玛》根据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而改编,1964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投拍彩色故事片(当时彩色片尚属高档货)。因受左倾思潮影响,拍成后都上了《大众电影》封面,最终未能公映。只听闺楼响,不见丽人下,飞语传闻一时腾起。既然雪藏深闺,必有可听秘闻。那时本人才十一二岁,就听说这是一部解放后最美丽的彩色片,片中的阿诗玛也是迄今为止最美丽的女演员。据说,该片导演发誓要选出当今中国最秀丽的美人,云云。
等到我看到这部影片时,已是文革结束以后了。我还惦着那则“最美丽”的传说,等待着预想中的惊艳。果不然,杨丽坤的美丽如期而至,这位少年时代星云中的偶像,映衬着撒尼族的亮丽服装,深深撼动了我。也许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杨丽坤的美丽会遭遇“商榷”,腰身欠杨柳啦,身材很一般啦,但杨丽坤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佳人,那时只讲“盘子”(脸蛋),不讲“条子”(身材)。
现今网上“记忆中的大众情人”一栏,李秀明、张瑜、秦怡、谢芳等人的“梦幻指数”为三星级,周润发、达式常、唐国强等四星级,杨丽坤则与王心刚、林青霞达到最高的五星级。
一位1960年代的老演员回忆道:“杨丽坤的美是压倒一切的,她的出现曾令很多演员觉得黯然失色。”美丽总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致敬。
后来,从报刊上得知杨丽坤因出演《阿诗玛》、《五朵金花》而遭迫害,被当作“黑苗子”批斗,美丽但鲜嫩的杨丽坤经受不住如此落差的打击,精神失常,终日流浪昆明街头,别人给二块钱就唱一段《阿诗玛》。在无意识乱走的情况下,大规模寻找的人们最终在边疆小城--镇沅--找到她。
经过治疗,她一度慢慢复原。可1970年杨丽坤被上面定为黑线人物,再次关押,抓住她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日夜不停的审讯,挂牌批斗、下跪、毒打,有时还恶作剧地将杨丽坤从这头轰打到那头,再从那头推打到这头。
由于杨丽刊不停申辩,“群专队”嫌她太吵,竟将她关入云南歌舞团舞台下的一间黑牢房,终日不见一丝阳光,还没有床,只给两把凳子,夜深之时就听到杨丽坤凄厉的呼叫。本已平复的精神病再次复发,无可挽救地彻底摧毁了她。最后,美丽全无,甚至无法依稀辨旧容。
如今的年轻人已无法理解当年封杀《阿诗玛》的理由--宣扬爱情,脱离阶级斗争。1965年,江青在全军创作会议上一口气点名批判了50余部解放后出品的影片。《阿诗玛》与《柳堡的故事》、《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属于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主人公除了爱情,什么也不干。
宣扬了少数民族落后的东西,宣扬爱情可以征服世界,完全是资本阶级、修正主义货色。……这些影片与革命的时代精神距离有多远啊!”在56个国家放映的《五朵金花》成了“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少数民族的毒草”。
文革中,《阿诗玛》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但只是作为供批判的毒草。必须指出:这一切罪恶与黑暗,都借着革命的名义,都在革命的名号下堂皇行之。
甚至,还在拍摄《阿诗玛》过程中,就已开始指责杨丽坤“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资产阶级恋爱观”。她一边演着阿诗玛,一边接受工作组的批评帮助。拍完《阿诗玛》最后一个镜头,就接到通知立即返回云南原单位,从此陷入一连串的批斗之中。最为悲惨的是杨丽坤没有在她心智健全的情况下,观看过自己的代表作,没有真正欣赏过一回自己的美丽。
17岁拍《五朵金花》一举成名,22岁拍《阿诗玛》红透影坛,原本追都追不上的月中嫦娥,竟落到需要有人介绍对象的地步。其夫是一位分配到湖南凡口铝锌厂当工人的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生。介绍人在见面前给他“打预防针”:阿诗玛是真的,但你的想象必须降温!
他的叙述是:“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已不是想象中的杨丽坤了,所有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汇已没一个能与眼前的她对得上号。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药物反应的缘故,人胖得基本上已无形体可言。
”辣手摧花,凶刀毁容,最煞风景的焚琴煮鹤,引动我无限唏嘘。由美丽引起的致敬,成了对美丽的哀伤。对绝大多数演员来说,演红一部片子,总是得益大大高于代价,杨丽坤却完全倒过来,“红”了,却“悲”了,她的人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加之她的美丽,更为这一“价值倒置”拉出巨大落差。
1978年为她落实政策,当时上海有200余位需要落实政策的省军级干部,主要难点在于安排住房。那会儿上海住房紧张至极,全国之最。但杨丽坤的批件只用了20天便走完全部程序。落实政策的内容包括:她本人从云南歌舞团调到上影厂,丈夫调随入沪,孩子户口随迁,安排住房。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这可是一项真正的“大工程”。如此快搞定,诚可谓社会在向美丽致敬!
当然,杨丽坤的悲剧也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时代悲剧。在左倾教育之下,我们只知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们不知欣赏生命珍惜青春,只知进行曲,不闻圆舞曲,更没听过小夜曲;只知去恨不知去爱,只知奉献不知拥有。
在《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旋律中,真以为青春永远吃不光用不完哩!那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要求听话,不要求创造;只要求服从,不要求独立。一句“你有个性”的评语,就意味着你将失去任何发展机会。在左倾教育下,个人没有幸福,爱情更是沾碰不得的“资产阶级情调”,似乎无产阶级永远不需要个人幸福,似乎只有生活在不幸之中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人生。
朱自清虽然得到领袖的赞扬,但他珍惜当下的“刹那主义”,仍被批得臭要死。
回首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真叫一点机会都没有呵。小学时,我因外公的缘故学过围棋,老师还是浙江省体委著名的张教头(马晓春教练,文革前省冠军),有一定的“培养前途”。张老师说如果不是文革,他一定将我留在省体委围棋集训队。
后来,我依靠幼时学棋的“童子功”,得过黑龙江大学围棋冠军。文革中,我参加过文宣队,演遍杭州所有剧场,如果不是家庭出身不佳,部队或地方上的文工团也会向我招手。可我的青春无法逃脱“时代命运”--上山下乡,最富有各种发展可能的那段岁月(16~24岁),“贡献”给不需要任何知识、也不会给您任何机会的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中度过人生毫无光泽的八年。
青年没有机会,社会就没有活力。一个鄙视知识的时代,自然无法理解知识的作用与能量,同时也就无法承载知识。高雅的生活须以知识为底座,离开了知识,还能走近高级的现代化么?优美的生活需要优美的心情去欣赏,龌龊的灵魂无法装载优美的生活,更不用说去创造优美的生活了。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去世,年仅58岁。闻讯心头一震,忧伤的《阿诗玛》旋律犹如一艘空空小船荡漾在悲哀的心河上。自然,杨丽坤还不是最惨的,她至少还熬过文革,活了下来。像《阿诗玛》编剧、著名诗人、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则于1968年跳进荷花池,质本洁来还洁去,以死示清白。
怀念杨丽坤,当然也是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怀念杨丽坤,就不可能不想到文革,不能不想到如何从根子上杜绝文革重演的可能。毕竟,我们已经上演过这一幕惨剧,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文革不会重演”。别忘了,史界有这么一句必须记取的名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怀念杨丽坤,不仅仅只是悲伤,我更为今天的青年人高兴,为他们不用再吃我们这一代的苦而高兴,看到他们的青春能够有这么多的发展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正越来越多,社会公平度从整体上在逐渐上升,他们能够拥有许多我们当年无法想象的青春梦幻……毕竟,青年有向往,社会有希望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