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教授:“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陶东风教授:“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导读:2012年6月19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九场讲座。
2012年6月19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九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罗岗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陶东风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陶东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罗岗教授和刘清平教授。
陶东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的主题演讲。这一题目源自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
陶教授坦陈,这一项目级别高但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研究中他感到自己不得不在独立知识分子立场和政策献言立场上做出平衡、妥协。其次他也强调,研究中的概念主要采用类似韦伯所说的"理想型"方法,不涉及其历史流变,对一些交叉和模糊的地方予以了忽略。
接下来,陶教授针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四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领导权";二、核心价值体系应作为"常识哲学"融入大众文化;三、迎合大众还是征服大众;四、大众文化批评的定位与尺度。
他援引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建构和运作的。它引导大众自发地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关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解释;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发挥着"直接的支配"的作用。
所谓的"领导权"是与压迫、强权不同,是不被经验为统治的统治关系。这个概念启示我们,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真正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背后是否有强力支持,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
官方文化如欲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必须是通过民主协商、对话、谈判等方式达成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常识"),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的服从。
陶教授强调这种核心价值体系需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基础性、广泛性;它须是低调的公民道德,而不是高调的圣人伦理或英雄道德;是世俗性道德,而非宗教性道德。 接下来,陶教授借用葛兰西"常识哲学"的概念,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应作为"常识哲学"融入大众文化。
"哲学不是少许专业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而是一切人都在默默从事的具体社会活动",官方文化要想赢得文化领导权就要赢得大众,也因此需要在形式上转化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
好莱坞这个"梦工厂"就是主流文化融入大众文化的典型。他还强调,大众文化因为其缺乏激进性和革命性而成为落实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最重要管道。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
作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落实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针对迎合大众还是征服大众的问题,陶教授引入了布迪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指出文化生产场域是双重等级制的,依据的是他治和自治双重原则,亦即"它越是完全自主地实现自己的场域逻辑(自主),就越是倾向于悬置或倒转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化的原则"。
同时在布迪厄看来,文化生产场域还可以再划分为"有限生产场域"与"批量生产场域"。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中,生产者是为其他的生产者(即同行)而生产,支配这一生产的是超功利(包括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的标准和"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的游戏规则;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生产者是为了大量的大众观众而生产,支配它的是他治原则,亦即赤裸裸的经济功利价值。
陶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价值观和艺术形式方面的不同取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以电视剧《渴望》为例进一步解释了这一问题。大众文化属于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它面向艺术圈外的大众,以商业成功(直接经济利益)为最高原则,这一点决定了它在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上都必须迎合大众趣味。
最后,陶教授谈到了大众文化批评的定位与尺度问题。他指出,由于大众文化是世俗社会大众常识哲学的集中表达,因此,大众文化批评应该是一种意在提升常识哲学的公共话语实践活动,其批评的价值尺度,不应该是宗教价值或精英价值尺度(比如道德理想主义、审美批评等),当然也不是某特定社会群体(比如某职业群体)的价值尺度,而应该是适合于公民文化的普遍价值尺度,它应该弘扬的是能够得到全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应该否定的是公民道德底线之下的价值观,同时也使得大众的而不只是知识分子小群体的知识进步成为可能。
评论嘉宾罗岗教授从三个方面谈论了他的体会。
第一是核心价值体系,他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社会虽然批判很多,但人们很少质疑制度或者美国精神,中国则不然,他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价值危机或者说共识危机;第二是领导权(hegemony)问题,它实际根源于俄国革命,如果把hegemony看作是从共产党内部生发而非从西方引入的,或许会为探讨核心价值体系找到更多通路;第三是电影、电视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好莱坞带来启示,一则美国电影能够面对人性的黑暗面和事物的复杂面,通过展现使问题得以涵盖克服,二则好莱坞钟摆式的评奖也使其具有了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让它获得领导权。
反观中国现在每一次热播的电视电影,都可以看作老百姓对于某种心灵价值和共识的渴望,这或许是形成核心价值不错的基础。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随后发表了精彩评论。他针对陶老师演讲结论中政治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辩证关系,补充阐释了美和艺术中同样存在的正当、正义问题,认为"文艺不可为某种坑人害人服务",应当爱人助人,尊重每个人的正当权利。
其次,他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批评话语可否贯彻始终,比如他感到陶教授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恰恰陷入了他所批判的人文精神话语的窠臼之中,即是从某种精英文化或人文理想出发进行 的;二是借用西方学者理论时,是否还应更谨慎其本身的适用范围和概念缺陷。
最后,刘老师希望这一论题还能够加深探讨,到底怎样找到我们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做到最大程度的融合,或许还应得出更为具体的研究结论。
接下来,陶教授做了相关回应,指出许多问题的复杂,可能不是我们能够简单讨论清楚的。随后,现场嘉宾和听众对这一论题也纷纷发表看法。有人提出建议,比如应当注意存在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混合文化,注意大众文化、多数人暴政和公平、正义、道德之间的关联,威廉姆斯"新兴文化、残余文化、主流文化"这种更为动态的理论是否可借用,引入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解释是否会在已提倡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开放出更多的政治哲学含义,对于hegemony应有更加深入地研究(尤其它和共产革命之间的关系),等等。
针对现场听众的提问,陶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很多看法。讲座最后,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陶东风教授的演讲和评论嘉宾的点评,并感谢现场听众的到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