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龚澎的子女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乔冠华与章含之相差22岁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

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

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

    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一纸御状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

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孤注一掷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

    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致命的一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 (人民网)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特殊之恋

    关于章含之,除了一致认同的漂亮聪颖之外,加在她头上的称谓也一直都那么引人注目:民国时代,她是大律师章士钊的养女;共和国时代,她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再后来,她成了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十年春秋,相濡以沫,章乔之爱,难舍难分。

初见乔冠华 

    在章含之的评语里,乔冠华始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捍卫自己尊严而又高傲的人。其实这个印象,在章含之第一次遇见乔冠华的时候,便深深地烙在脑海里,再也抹不掉了。

    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1967年的4月或5月,连章含之自己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而地点就在章含之家胡同斜对面的一家小文具店。那天早上,章含之正在店内挑选着那少得可怜的文具,外面进来了一个消瘦修长的身影,他戴着眼镜,神色严峻。

她莫名其妙地留意起来,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只见那个人目不斜视地买了写大字报的纸,掉头走了。从售货员的交头接耳中,她才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等章含之第二次再见到乔冠华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的暮春了。那时,章含之刚被调入外交部。有一天上午,章含之正要赶回在四楼的办公室,发现电梯坏了,只好匆匆地跑向前厅的大楼梯。她刚迈出没几步,抬头就看到一个瘦长而苍老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的把手步履维艰地往上爬着,每一步仿佛都带着铅,十分费力;在老者的背后,还跟着三四个中年干部,章含之认出他们是部里头的干部。

    章含之猜测那老者应该是个什么领导吧,可她没顾得上那么多,为了赶时间,她拔起腿就跑,想从旁边超越前面的老者。没等章含之跑上来,手就被别人一把抓住了,“别跑!

前面是乔部长!”那人小声地警告她。“哪个乔部长?”她有些糊涂。“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知不知道?”章含之惊讶了。她根本没办法将眼前这个佝偻的背影和四年前那个高傲的身影联系起来。她并不知道,那时,乔冠华的夫人刚去世,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他的身体不好,还大病一场,这都让不到六十的他看起来如此苍老。章含之不禁心疼起来,内心充满了同情。

    扣书事件

    虽然在同一个部工作,此后章含之却一直没有机会再碰到乔冠华,直到父亲的《柳文指要》出版。那时,父亲要含之亲自把书送给乔冠华,表示对他的感谢。可作为小职员的她却怕别人误以为她“走上层路线”,就把书放在了自己的柜子里。

后来,父亲在医院碰到了乔冠华,问起书的事情,乔冠华愕然,回到外交部之后马上叫秘书查清楚这件事情。直到这时,乔冠华才知道章含之的存在,但他没有见到章含之,他派秘书亲自把书给取了回来。

    这件事情到此还没完。到了当年的11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一个代表团即将出使。乔冠华是团长,而章含之是翻译之一。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乔冠华在上头点名,让大家互相认识。这时,点到了章含之。当时她还在门外,人太多挤不进去,她就在外面站起来,探了下头。正打算坐下,乔冠华突然说:“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老的女儿?”

    章含之当下大窘,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乔冠华并没有放过她,又问:“就是你扣了我的《柳文指要》?”章含之更不知所措了,最后,才听见乔冠华说:“好吧!今天算是认识你了。”

    也许章含之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事实上,正是从这个特别的见面式开始,乔冠华认识了这个美丽的姑娘。

    惟一的爱情太短

    章含之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却一直拖着没离婚。在代表团赴纽约联合国大会之前一天,毛主席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让章含之要作出明智的选择。乔冠华也是从这里知道了章含之的内情。

    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忍不住了,趁身边没有人的时候突然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讲的情况是属实的吗?”章含之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你个人生活的情况。”章含之感到有一些微妙的事情发生了,她有点慌乱,也就照实说了。

过了几天的晚上,乔冠华突然“下旨”要章含之等四五个人“到他的房间听音乐”。章含之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悠扬的钢琴声中,她的心不再平静了,一种磁性在两人之间产生、作用着。

    乔冠华比章含之大足足23岁,而且是外交部长,这段悬殊的爱情让章含之走得分外艰难。有那么一段时间,她难受得不得不对乔冠华提出分手。那天,她自己跑了出去看电影,可乔冠华这边却炸开了锅。酒量并不是很大的他喝完了整整一瓶茅台,醉倒在家里,嘴里还念念有词地问:“章含之在哪里?章含之在哪里?”每隔几分钟,他就给章含之的宿舍打一通电话,查问她的消息。

    那天,章含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她的同屋跟她说:“乔部长好像出了事,你赶快去一趟。”她吓了一跳,什么都来不及想,第一时间冲到了乔冠华的床前。这时,乔冠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口里仍然念叨着章含之。这时,章含之感动了,她决定,无论多艰苦,再也不离开这个这么爱她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