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 郭影秋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图)

郭影秋同志于1963年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郭影秋同志又带病出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而呕心沥血。从1983年起,郭影秋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直到1985年10月29日不幸病逝。

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后至1963年初这段时间内,学校领导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这两次政治运动,使学校的元气大为损伤。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一些同志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

“左”的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后遗症。鉴于这种状况,吴玉章校长于1963年初急请周恩来为他选派一名得力助手,以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工作局面。经中央研究决定,将原拟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或教育部部长的郭影秋同志改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

1963年5月,郭影秋同志只身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拿着组织介绍信和党的关系到党委办公室报到。影秋同志到校后,亲自找受过错误批判的同志促膝谈心,消除他们的怨气,勉励他们大胆地工作。他也找错误地批判过别人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主动去做解疙瘩、讲团结的工作。

由于影秋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掌握得清、矛盾抓得准,身体力行,到校后半年工夫就驾驭了局面,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了争得这种工作局面,影秋同志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不眠之夜!正如他的一首自题诗所吟:“半截林园道,遑遑夜未休,归来儿睡足,当户数牵牛。”

郭影秋同志懂得教育工作规律,明确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在到职后头一次参加的开学典礼上就指出,“学校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党和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把一切工作都转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他亲自兼任教务部主任,要求各专业各学科根据学校的发展方向制订或修订教学计划,强调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他认为,“基础课学得好不好,不只关系到专业课能否学好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学生毕业以后在业务上能否继续前进的问题,关系到今后若干年内科学、学术领域继续前进的问题,攀登科学高峰的问题。

”因此,他不拘泥于本科学生前三年学完专业基础课的传统做法,要求专业基础课学得不好、不扎实的,要在今后两年补补课,务使学生把专业基础课学得“深一些、厚一些、知识面宽一些、掌握得牢固一些”。

影秋同志虽然强调要加强专业基础课,但他又指出必须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接受能力等实际出发,不要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他说,“少而精”关键不在于“少”,而在于“精”,不是教学内容简单的削减,而是精湛得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生动活泼地学习,才能真正做到专业基础打得扎实,提高教学质量。要做到“少而精”主要靠教师,只有教师水平提高了,才能做到去粗取精、深入浅出。

影秋同志在抓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人大清史研究所就是影秋同志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生前的愿望亲自领导筹建起来的。为了筹建这个所,影秋同志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亲自兼任该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组长,确定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参加学术讨论、评价研究成果。

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时,为了保存这批研究力量,影秋同志费尽唇舌说服上级领导机关把中国历史教研室改为清史研究小组,把学校相近专业的教师吸收进来,然后成建制地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一批具有相当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的人才便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影秋同志刚到中国人民大学就登门拜访了30位学有专长的教授,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一些教授们回忆说:“影秋同志在听取意见时,总是细心听、认真记,并且也谈他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思想,就像同老朋友谈心一样。”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影秋同志为了保护知识分子,有时还要冒着风险抵制一些“左”的做法。例如,有的上级权威人士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某位教师。影秋同志听到后,首先做的事是了解真实情况。当他发现与事实不符时就勇于向上级反映事实真相,对受到不公正批评者热情相待。

1978年,人大哲学系有两位中青年教师在兄弟院校的学报上发表了《“四人帮”为什么顽固地坚持“精神万能”论》一文。某地干部对此文断章取义,写信给当时的中央某部,指控该文“反毛泽东思想”。

该部旋将此文转到学报所在的市委,该市委主要负责人又把信批转到学报所在的学校党委,嘱查处此事。该校党委即作出学报停刊检查,对作者进行调查等决定。该校党委还派人到中国人民大学要作者写出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明材料”。

遭到作者拒绝后,便去找郭影秋同志。影秋同志严肃地说:“我看过那篇文章,并没有什么问题;同时,这两位作者我都了解过,他们不会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影秋同志鲜明态度的影响下,那所学校的党委不再坚持原来作出的决定。

不久,几家报纸还原文转载了那篇文章。影秋同志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在学术界、教育界迅速传开,反响强烈。许多同志说,他们十分羡慕有这样敢于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刻不顾来头、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的好领导。

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正当中国人民大学迈出新的步伐,朝着更高目标发展前进的时候,造成我国人民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随即成了重灾区,郭影秋在这场浩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同志成了学校内部争论的焦点之一。

当时,郭影秋被关押、批斗、毒打、“审讯”,受尽了种种野蛮的残害。影秋同志不仅自身遭殃,家属也受株连。他的夫人凌静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监委书记)被折磨成严重的冠心病,长期不能工作。他年少的子女也被迫离开北京,下乡劳动。精神上、肉体上严重的摧残,使影秋同志本来非常健康的身躯衰弱下来了。由于疾病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以至后来不得不截去左下肢,造成终生残疾。

但是,影秋同志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十年动乱中他总是沉着坚定、实事求是、不赶风头、不讲假话、勤奋学习、严于律己,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考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影秋同志万分喜悦,他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为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而日夜操劳。本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撤销中国人民大学就是根本反对的,他向有关方面正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力量、图书资料基础较好,聚集不易,散掉可惜。几亿人口的国家,300多所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高等学校。

当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教师都重新分配工作时,影秋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按建制集中分配到几所大学去的办法,以保存这批力量,这为日后迅速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可靠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影秋同志多次向中央提出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请求。

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1978年4月,中央责成成仿吾、郭影秋同志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筹备工作。当年7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从而使停办了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了。

影秋同志热爱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中国人民大学,为完成中央交给复办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他架着双拐,来回奔走,同有关单位负责人联系人员、校舍、物资回归问题,亲自主持各种会议,周密细致地安排各项工作。

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常人轻而易举的事,对拖着病残之躯的影秋同志来说是多么艰难。上下汽车需求别人帮他先搬动病腿,然后才能坐住或站住。每次开会他都同大家一样连坐三四个钟头,开完会回到医院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不能吃、不能喝。

很多同志建议把有些会挪到医院病房举行,他坚决不同意,宁愿自己多承受疼痛艰辛,也不能丝毫影响工作,这就是他的信条。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全校教工和干部克服重重困难,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正式招生、开学上课。随后逐年增加招生人数,逐年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教学质量也逐年提高,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有用人才。

复校几年功夫,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和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校设有研究生院、统计学院、劳动人事学院和16个系、8个研究所,共有32个专业,各类在校学生18000多人,其中研究生800多人。

人们看到学校今天的发展,很自然地联想到影秋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和振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很自然地联想到他在1978年7月复校大会上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勉励:“时间是极宝贵的,我们从现在起步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7亿秒。

7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养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一年、三年、八年、十二年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的。”

影秋同志是言行一致者,他是这样说的,而自己首先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持校务时是争分夺秒地工作,他卧病在床时仍然是争分夺秒地学习、思考、关怀和指导学校的发展。

一身正气 风范长存

影秋同志参加会议,总是保持着军事指挥员特有的仪态,腰板笔直,精神饱满地端坐着,倾听发言、摘要记录、提出问题、集思广益。如果是他主持会议,会前出安民告示、印发材料,以便与会者有所准备。开会时不允许随意出出进进,以便集中精力解决问题。他的总结发言总是提纲挈领、具体明确,使大家心中有数、满怀信心。

影秋同志无论做工作、作报告、写文章,都习惯于自己动手,不轻易请别人代劳。复校以后,影秋同志已经病残,但师生们曾经多次看见,他架扶双拐,默默地在教室外窗下倾听着教师的讲授。

影秋同志在学校一直处于吴玉章校长和成仿吾校长的助手地位。他对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教育家十分敬重,多次说过:“吴老在世时,我是吴老的助手;成老任校长,我仍然是成老的助手,我要努力当好这个助手。”一旦学校的工作有所失误,他总是自责:“我这个助手没有做好。”

影秋同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病魔多么凶险,他都坚持学习,他对明史很有研究,对诗词也有高深的造诣。他的《李定国纪年》这部史学专著,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评价。他在住院期间整理出版的《郭影秋诗选》受到读者的诚挚欢迎。

影秋同志在生活上对待自己和家属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在报刊上发表诗文后,对寄来的稿酬都往回退。组织上分配供他使用的坐车,他不让家属乘坐,甚至连顺路搭车也不允许。他的女儿在外地当兵,好心的同志把她调入北京以照顾卧病在床的双亲。

他知道后对那位同志说:“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怎么办回来的还给我怎么办回去。”说到做到,后来的确让女儿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在影秋同志的言传身教下,他的3个子女都能自爱自强、健康成长。(张增琏 黄达强 李春景 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