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郑振铎飞鸟集 郑振铎:《飞鸟集》中文翻译第一人
冯唐版的《飞鸟集》出版后,在文学界、翻译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议,2015年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将此书下架召回,并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著名诗集,早在上世纪初叶,泰戈尔的诗歌就传入了我国,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译过,但因数量较少,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到1920年代初,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问世,泰戈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郑振铎第一次听说泰戈尔,第一次接触他的诗歌,都与老朋友许地山有关。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文化界和读者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据说中国第一位翻译泰戈尔诗作的是陈独秀,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发表在1915年10月《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后,还曾刊出过刘半农翻译的四首泰戈尔短诗——这八首诗大概是泰戈尔作品中最早的中译了吧?
1917年夏,郑振铎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许地山,两人都喜欢文学,经常在一起读书、聊天,后来成了好朋友。1918年的一个晚上,许地山对郑振铎谈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这是郑振铎第一次听说泰戈尔的名字,几年后,他在《新月集》译者序中回忆说:“我对于泰戈尔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
几天后,郑振铎去许地山的宿舍,许地山对他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郑振铎站在窗前等候,四周很幽静,只有水池中喷泉发出潺潺的声音,许地山很快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很小的绿纸面书给他:“这是一个日本人选的泰戈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戈尔不久前曾到过日本。”因为泰戈尔的这本诗集,郑振铎专门坐车回家——在车上,他可以捧着书看。借着新月与路灯的微光,郑振铎把诗集大体翻了一遍,回家后,又在灯下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读了一遍,他最喜欢其中几首选自《新月集》的诗。第二天,许地山问郑振铎:“你最喜欢哪几首?”郑回答:“《新月集》的几首。”隔了几天,许地山拿来一本非常精致的书送给郑振铎:“这就是《新月集》。”从那以后,《新月集》便常放在郑振铎的枕边案头,成为他的每日必读书目。
在许地山的鼓励和支持下,郑振铎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并将其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出于对泰戈尔的喜爱和崇拜,郑振铎还发起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介绍泰戈尔生平和创作的《太戈尔(即泰戈尔)传》和《太戈尔的艺术观》,这是国内最早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后来郑振铎听说泰戈尔要来中国访问,非常高兴,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大约在秋天黄菊盛开时,他必可再度东来,到东方的中国来了。我们的文艺界,怎样预备着欢迎他呢?”
据郑振铎回忆,有一天许地山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几首诗,都是用古文译的,郑读后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许地山回答:“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嘛,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两人相约,同时动手翻译这两部书。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有300多首清丽的小诗,短小隽永,饱含哲理。据知情人讲,《飞鸟集》既可译为游荡之鸟的诗,也可理解为漂泊者之歌,诗人在诗集的开篇两首便点明了题意,“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鸣歌,又飞去了”;“世界上的一对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飞鸟集》中的诗大部分只有一两行,极少数是三四行,有人说,这是受日本俳句影响的缘故。泰戈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飞鸟集》,意在把自己比作寻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心灵的旅程。
1922年夏,郑振铎开始了《飞鸟集》的翻译,此前他曾翻译了多首泰戈尔的诗作,也写了许多关于泰戈尔的文章,对诗人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虽然如此,但他仍用心去领会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心态,力求将诗作译得精准、流畅且富诗意。当时的翻译界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从《飞鸟集》的翻译来看,郑振铎是倾向直译的,他认为最好是“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然而他又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认为这样的直译是“不可能而且不是必需”的,郑振铎在文章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事实上郑振铎的翻译准确而传神,在此不妨摘录一首,供大家欣赏:
你看不见你的真相,
你所看见的,
只是你的影子。
泰戈尔的诗作之所以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风靡一时,主要得益于郑振铎的翻译和介绍,当时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冰心晚年回忆说:“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正是这“三言两语”,才诞生了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繁星》、《春水》,还有女诗人冰心。
再说一句不算题外的话,当年相约与郑振铎同时翻译的许地山,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那本《吉檀迦利》一直没有完成,最终半途而废。
批评的声音
《飞鸟集》出版后,虽然整体评价不错,但也引来不少学人和读者的批评,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梁实秋以《读郑振铎的〈飞鸟集〉》为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郑振铎的翻译漏洞百出,仅前十首中就有四处误译,梁实秋还批评郑振铎没有将《飞鸟集》全部译出,只是凭个人的喜好翻译了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著,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梁实秋当时还在清华读书,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年少气盛,说话也不客气,在评论之外还说了一些讽刺的话,这引起了郑振铎的不满。1923年7月22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发表了《再论〈飞鸟集〉的译文——答梁实秋君》一文,对梁的批评作了回应。此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批评的态度”;二是“泰戈尔诗集”;三是“《飞鸟集》”译文。郑振铎之所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谈文学批评的态度,其实是有所指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梁实秋严厉的批判表示不满。
几年后的1927年6月14日,梁实秋又发文批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翻译中出现的硬伤,此时的梁实秋已是国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莎士比亚研究权威,他对郑的批评有理有据,言之确凿,让人无法反驳。几天后,梁实秋再发《翻译家》一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说:“如今第一流的翻译家,真是胆大包天,完全可以脱离字典而独立,并且常常翻出许多新的意思,补充字典之所不足。
瞎猫撞死鼠,撞到一本洋书,书名若是新鲜好听,马上就可以开工,先抽出几章,改头换面的编成一本书,然后再一页一页地译出来,所以一本洋书至少可以化出两本中文书来。
”与几年前不同,郑振铎对此没有公开撰文回应,而是私下致信梁实秋虚心接受了批评,郑振铎在信中还专门提及梁当年对《飞鸟集》的批评:“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曾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
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
我因你的指责,已于《飞鸟集》再版时更改了不少错处了。不管你当时做此文的动机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1956年《飞鸟集》再次出版时,郑振铎不仅将原来没有译完的69首诗歌补译,还改正了许多原版本的错误——看来,郑振铎已完全接受了梁实秋的批评。
多年以后,梁实秋整理书籍资料,发现了当年的这封书信。当时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早已作古,往事如烟,皆成陈迹,梁实秋感慨万端,将书信原文录入《旧笺拾零》,并在信的后面如此评价:“(批评郑振铎)在我也许是多事,但无不良动机,在郑氏闻过则喜更表示其虚怀若谷。”
九泉之下的郑振铎如若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