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司令员周玉书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武警部队第三任司令员周玉书:

1933年生于湖南攸县,1953年参军,1955年参加国庆大阅兵,1956年入党,1964年,参加全军大比武得第一名。1976年7月参加唐山抗震救灾。1985年7月任北京军区24集团军军长。1987年10月参加中共十三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88年8月获授少将军衔。1990年1月任武警部队司令员。8月获授武警中将。1992年10月参加十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93年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93-1994年,组建驻港部队。1996年冬退休。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震后4小时,周玉书奉命率部开赴唐山,是首批参与救援的部队。近日,这位已77岁高龄却精神矍铄的离休高级干部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的采访。

半个世纪戎马生涯中,周玉书曾参加多次天安门大阅兵,获得全军炮兵团司令部大比武率第一名,作为武警部队组建以来的第3位司令员,他首次明确武警的中心任务除了执勤还包括处置突发事件。在香港回归前夕,作为广州军区副司令的他又负责筹建驻港部队。

但对于他来说,最深刻的记忆依旧停留在34年前唐山地震时,他带领首批援救部队挺进灾区救援的100多个日夜。2008年汶川地震时,75岁高龄的他想再次前往灾区。

1976年,人生的转折点

事实上,l976年的那个春夏,43岁的周玉书很是彷徨。这位20岁离家从戎的农家少年,曾参加了1955年天安门大阅兵,在全军炮兵团司令部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却在“文革”中受尽批判。尽管他工作出色,但任副团级干部后却一干就是l2年。

终于有一天,他所在的北京军区24军(位于河北承德)军长要找他谈话。战友们以为要提拔他了,开着玩笑让他请客。可是,军长开口说的是,决定让他转业。这让怀有一腔抱负的周玉书“始料不及”,却也无可奈何。

组织的安排还没等来,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200公里外的承德大地也震感强烈。熟睡中的周玉书一骨碌爬起来,发现房子没有倒,又进了屋。

4个小时后,上级命令传来,要求他赶紧带领军炮团,坐汽车赶赴唐山。

他曾经在唐山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当地情况,也许上级领导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唐山再次地动山摇

可是,除了知道地震发生在唐山外,震级是多少、震中在哪里、伤亡情况如何等灾情全然不知。缺乏信息而从未有过地震救援经验的战士,没带任何换洗衣服、医药用品,甚至任何食物,背着几把铁锹就集结出发了。除了那天凌晨大地的几下晃动,他们的大多数人对地震完全没有概念。

作为先遣部队,周玉书和一名机要员、卫生员当天下午5点左右先到达唐山市区。3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目之所及一片废墟,看不到一栋立着的房子,街上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男男女女,呼天抢地。马路成为一条条飘带弯曲散在地上。“就像走进了一场噩梦,几分钟后人才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来救灾的。”

在唐山市区的文化路口,周玉书见到了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的许家信。穿着裤衩、背心的市委书记显然被眼前的天灾吓住了,只是神情恍惚地对周玉书说:“你们快救人,快救人。”

然后,他遇到了72师政委杭啬舜。此前一天,杭啬舜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北戴河休假回到唐山,两个儿子不幸遇难。见到熟人的杭啬舜抱住周玉书号啕大哭。就在此时,第二次大地震发生,已经夷为平地的唐山再次地动山摇,他俩拼命扶住汽车,才幸免于难。

就在那个夜晚,周玉书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给军部发去了16个字的急电:“唐山一片废墟,多来人、车,越多、越快、越好。”

无能为力的痛苦

其时,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先进和副政委万海峰已在唐山机场成立总指挥部。周玉书很快领到了他负责的区域:唐山市区西部的文化路一带,总指挥部的命令是“不管一切先救活人”。

周玉书说,当时战士们听到哪里有人呼救,就先救哪里。可是他们没有大型器械、没有切割机,只有几把铁锹,面对着坚硬如铁的钢筋混凝土,根本无能为力,常常战士们救着人,地下的呼救声也就慢慢微弱,最后就消失了。“最痛苦的就是这样,眼看着他们就要死了,我们却无能为力。”

然后,就在关键时刻还发生了一个差错。当时,24军在唐山市南部建有一个柏各庄农场。农场在给军部的电报里说明:“伤亡了200余人”,军领导误看成“伤亡3200余人”,于是命令208团紧急去农场抢救。周玉书得知后,赶紧到路口拦阻,告知农场伤亡不严重,请他们转往市区抢救。该团团长不肯,质问他:“是执行军长的命令还是执行你的命令?”到农场后才发现果然错了,次日才折返唐山,这时大地震已经过去48小时。

连一顶帐篷都没带,周玉书只好以唐山饭店旁的一个葡萄架为临时指挥所,开始了救援指挥。周围的老百姓知道后,不断自发运送伤员过来。可是,随军来的只有一名卫生员,药品也只有红药水。轻伤的伤员到了,还能简单清洗包扎。骨折、重伤的伤员则除了安慰,“一点办法都没有”。

遇难者的尸体也慢慢到指挥所旁边集中,周玉书让警卫排的战士在已经倒塌的唐山饭店里找来白色床单一具具包裹,以给死者最起码的尊严。由于尸体太多,他最后不得不安排人员开两辆车轮流把尸体送往机场附近埋葬,大约隔一个小时就要运送一次,一车约运30具尸体。

由此还在救援队伍间流传起一个段子:晚上蚊子太多,周玉书在葡萄架下用白床单包住自己,打了个盹。战士误将他搬上了车,到机场卸尸时,听见有打呼声,打开白布一看:哦,原来是周玉书。

战士们饿了整整三天

震后第二天,灾情基本明了,中央开始直接派飞机到唐山上空发传单,宣传“人定胜天”,并空投馒头等食物。

“一包包地投下来,到处都有人去拾。”周玉书说,很多伤病员没办法拾到,战士们把自己拾到的馒头分发给他们,到第三天,周玉书和警卫排的战士们已经整整饿了三天。

7月30日晚上,有人千方百计弄来一些面粉,做了一脸盆面疙瘩。轮到周玉书吃的时候,一名好心的战士从唐山饭店的袋子里挖出来一把白色的东西,以为是白糖,便洒进了脸盆。周玉书一尝:咸的要命!原来那是一把咸盐。只好又饿了一夜。直到震后第4天早上,后勤部队进入灾区,饮食才得到了保证。

唐山地震救援3条教训

从夏到冬,周玉书和战士们在唐山一呆3个多月,直至当年11月唐山已基本恢复秩序,他们才回到承德,上级将三等功颁给了这位还在为转业发愁的军人。北京军区的一名领导人听说后,批:“这么好的一个干部,怎么能让他转业呢?不要走了。”就这样,周玉书留在了部队。

后来,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周玉书因参加“大比武”得到的批判获得平反,他从副团级干部终于提为正团级,次年再破格提至正师级干部,至1985年任24军军长,前后相隔不到6年。

1990年1月,周玉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司令员,成为我国武警部队组建以来的第3位司令员。3年之后,他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直至1996年冬天退休。

周玉书曾经总结了唐山地震救援的3条教训。第一,震后军队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开展救援活动。医务人员、大型器械要一起进入灾区。唐山大地震时,本地医院完全震塌,附近医院没有救灾准备,初期进入灾区的医务人员很少、医疗设备更少,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第二、控制进入灾区人员,保障交通要道。唐山地震救援中,周玉书从承德赶赴唐山时,在丰润县见到大批老百姓往唐山涌,把救援通道都堵住了,救援车辆进不去。后来才发现不少人并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抢东西的。第三则是灾区治安无小事。

他对记者说,高兴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今年的玉树地震中,这些教训都已经吸取,救灾经验相比34年前,已经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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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警司令真神”

1990年初,57岁的周玉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司令员,成为我国武警部队组建以来的第三任司令员。

周玉书记得,接到通知的1月11日,是个大雪天。他正在石家庄参加河北省军地座谈会。发言时,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电话通知他:“中央办公厅通知,明天14时中央领导同志找你谈话,12时到总政报到。”

周玉书回忆,他当时正好讲到“河北人民在多方面支援了我部建设,我们对河北的山、河北的水、河北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个人在河北32年,其中在承德20年,衷心感谢河北人民的哺育”这一句,没想到它竟成为向河北人民的告别词,次日下午,他被宣布任命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司令员。

其时,北京亚运会即将开幕,维护首都安全成为周玉书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周玉书调动两支武警部队,一支进驻北京昌平沙河机场,一支进驻市区,处置突发事件。同时,将武警部队的训练提到战略高度来抓。最终,中国举行的第一场亚运会安保平稳过关,受到中央表扬。也就在这一年,周玉书被授予中将警衔。

那时候,武警部队的中心任务只有一项:执勤。正是应对亚运安保的经历中,周玉书认识到,武警以执勤为中心已经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而且敌对活动的形式更趋复杂和多样化,还有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他提出要以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为中心。“也就是说,原担负执勤的任务不变,但要有‘处突’的准备,新组建的机动部队必须以‘处突’为中心做好各项准备。”

但这一提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不同意修改。直至1992年9月武警济南会议才得到中央批准,这一中心任务也沿用至今。最近几年各类突发事件频发,武警部队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1992年11月,周玉书率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一个深湖区,看到野鸭群飞的宪兵司令布洛伊卡邀请周玉书乘艇打猎。周玉书上艇操练了小艇的驾驶技术和装弹后,左手驾驶,右手握枪直入湖中。空中恰有一只野鸭飞过,一声枪响,约8斤重的一只野鸭应声而落。布洛伊卡的掌声响起,“中国武警司令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