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而傲气的红学家吴组缃

吴组缃教授的小说写得很好。美国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用笔非常吝啬,可是给了吴组缃专章的论述,认为其作品观察敏锐,简洁清晰,是“左翼作家中最优秀的农村小说家”,甚至设想如果换一种环境,吴是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的。

1978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夏的评论,很新奇,就找吴先生的作品来看,果然功力深厚,笔法老辣,很是佩服。一次在王瑶先生家里聆教,王说吴组缃不但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眼光独具,比如吴先生对茅盾《春蚕》的评价,认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虽然结论可以讨论,但其评论完全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令人信服。

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

我开始注意吴先生,在王瑶家里也有过一两次照面,印象中的吴先生是很傲气的,我听着他们说话,自然也不敢插嘴。倒是听过先生的一次课,是讲《红楼梦》的,在西门化学楼教室。来听课的人很多,坐不下,过道都挤满了,有人有意见,希望外来“蹭课”的把位子让一让,吴先生说没有必要,北大的传统就是容许自由听课。

吴先生几乎不看稿子(只有一片纸),也没有什么理论架构,可是分析红楼人物头头是道,新意叠出。我们都概叹:小说家讲小说又是另外一道风景!

真正与吴组缃教授有正面接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那是1987年春,在五院二楼总支会议室,除了导师王瑶,参与答辩的有吕德申、钱中文、樊骏和吴组缃等先生,都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家。王瑶先生叼着烟斗,三言两语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接着我就做研究陈述,说明是如何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一选题的。

不料还没有等进入下一程序,吴组缃教授就发言了。大意是作家写作不会考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论文写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很大。

吴先生就是这样不给“面子”。我一下子“傻了”:这等于是当头一炮,把题目都给否了嘛。我非常泄气。王瑶作为导师,自然要“辩护”几句,我都没有听进去,晕头晕脑出去等消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进去等待判决。

想不到论文居然通过了,还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听说,吴先生表示他其实并没有细看我的论文,不过临时翻了翻,听了诸位的介绍,觉得还是可以的,又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就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

不过事后想想,吴先生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思潮、理论,必须切合创作实际,否则可能就是无聊的理论“滚动”,“意思”的确不大。多少年后,我都记着答辩的那一身“冷汗”,让我学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