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邓稼先 郭松民 | 回望1950年:不能不比较杨振宁和邓稼先
现在可怕的是,在一片喧嚣声里,邓稼先的道路被默认为过于高蹈,而杨振宁的道路才是可行的,值得向莘莘学子们推荐的。
关于杨振宁教授重入中国籍,并正式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事情,已经连续扰攘了好几天。
笔者前两天的文章《郭松民
回归祖国不容易呀!——评杨振宁耄耋之年重入中国籍》,也有读者和朋友留言,表示不能接受文中将邓稼先和杨振宁相比较的做法;也有人说杨振宁是很爱国的,不应求全责备、吹毛求疵;更有人直言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舆论的焦点,似乎也逐渐转移到了对杨教授个人的评价上——一些人在讲他的学术成就如何巨大、在理论物理学界的地位如何无人能及、如何心向祖国,等等。同时指责对杨教授略有微词的人为“极左”,甚至不合逻辑的直接就问把杨振宁和邓稼先相比的人,能达到邓稼先的高度吗?
凡此种种,令人五味杂陈。因此感觉有必要再写一篇,把问题讲清楚。
没有人怀疑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也没有人怀疑杨教授自1971年夏天第一次访华(当时他还是美国公民)后,在学术及其他方方面面为中国做的事,这些都是事实,都值得国人尊敬和铭记。
杨振宁教授之所以陷入舆论的漩涡,关键在于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这一行为以及主流舆论所给予近似溢美的评价。没有这件事,就不会有争议。更关键的还在于有邓稼先——这个杨振宁的同乡、中学、大学、博士同学——矗立在那里。
有人说不要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做比较,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孤立的谈论任何人和事都是无意义的,只有把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他们如何选择,我们才能够做出最终的评判。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真必须说说邓稼先、钱学森这些人。邓稼先是1950年回国的,钱学森也决定1950年回国,但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拖延至1955年才获准回到祖国。他们为什么都选择1950年?
1950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近代以来一再被延宕的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百年未有的历史机遇。为了获得这一机遇,自1840年以来,已经有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资料显示,到1949年解放时,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有姓名可稽者就达370万!
工业化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选择的,而是近代西方列强代我们选择的。他们用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告诉我们:要么工业化,要么亡国灭种!当然,一切不愿做奴隶、不愿亡国灭种的中国人都选择了工业化。
1950年,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美国武力干涉朝鲜统一战争,兵锋直指鸭绿江,西方列强有可能再次通过武装入侵的方式打断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就像日本在55年前的甲午战争中逆转了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一样。
这可能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实现强大的机会,难道还没有开始就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吗?这是何等危急的局面?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献出了自己儿子!
抗美援朝凸显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紧迫,没有时间了,真的!
邓稼先、钱学森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工业化的场地已经被廓清,土地上浸透了烈士的鲜血,他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历史证明,他们没有辜负领袖和人民的希望。当他们含笑退出历史舞台时,中国已经有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足以威慑任何可能入侵者的强大武力!
回过头来看,邓稼先、钱学森们堪称中国工业、科技领域的开国元勋,他们和元帅、大将们一样荣耀,贡献也可以和他们比肩。由于邓稼先是在工作中受到核辐射而英年早逝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殉国的烈士。
如果没有邓稼先,那么杨振宁教授就真的是通体灿然,白璧无瑕,但因为有了邓稼先,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1950年,在面临究竟是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成功之前,还是把个人成功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前的选择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杨振宁教授没有像邓稼先那样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回归祖国。杨教授回来的时候,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其中的变化,熔进了邓稼先、钱学森们的牺牲,很可能也包括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种种人生得意的岁月。
杨振宁教授没有在1950年回国,这对他本人可能是一个遗憾(他在听到中国核武器没有外国人参与后痛哭失声),但不是一个问题。爱国不分先后、不回国不等于不爱国、不回国不等于没有为国家做贡献——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我们心里要有数,无论如何,杨振宁教授都不能和邓稼先、钱学森们相提并论,更不能把杨教授说的比邓稼先、钱学森还要伟大。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朱德元帅和傅作义将军都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朱德元帅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来率部队上了井冈山;傅作义将军1948年宣布起义。同样都是起义,能一样吗?把傅作义将军说的比朱德元帅还要伟大,恐怕也不合适吧?
如果我们要想象一个理想场景的话,应该是:为邓稼先、钱学森们建起巍峨的铜像,在铜像前的广场上,在邓稼先、钱学森们的含笑注视下,欢迎杨振宁教授的回归,同时还要贴心的叮嘱一句“爱国不分先后,杨教授不必内疚。”
现在可怕的是,在一片喧嚣声里,邓稼先的道路被默认为过于高蹈,而杨振宁的道路才是可行的,值得向莘莘学子们推荐的。
问题是,我们能确定今后的中国道路尽是坦途吗?一旦祖国需要,我们还能找到邓稼先吗?
一切问题都由此而起。当“把耄耋之年献给祖国很好,如果把青春献给祖国则更佳”的感叹,居然也变成政治不正确的时候,自然就导致议论纷纷。
就笔者个人而言,小时候在看露天电影加演的“新闻简报”里第一次目睹了杨振宁教授的风采,真是惊为天人。后来上了中学,一直特别喜欢物理课,除了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之外,想来也是受到杨振宁教授的影响——《参考消息》上介绍过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就。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杨振宁教授始终是尊敬的,今天依然如此。
不过,只是有个小小的疑问。有评论说,假如杨振宁放弃的不是美国籍,还有那么多黑他的评论么?——其实,我倒想说,假如杨振宁放弃的不是美国籍,还有那么多护杨心切的舆论吗?对杨教授“弃美国而就中国”受宠若惊,这是不是正反映了某种心理弱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