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专访林彪女儿林豆豆(2)
坊间传说林立衡写了一本书,谈林彪事件的经过,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但一直没有批下来,石沉大海。当向林立衡求证时,她断然否认:“没有这回事。”
不过,林立衡确实写过不少关于父亲的文字。不仅写过关于林彪“9·13”事件这一段经历,还写过更早时期的回忆,“我从来没有主动拿出去发表,但是有一些分别登出去了,网上也有一些。
”那么是怎么散布出去的呢?“我写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看过啊,都可以复印嘛——他拿去看,复印不复印,我也不知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将罗瑞卿》一书中,就引了很多我的话。不是我直接给作者的,是他从别人那里弄来的。”南京一家杂志登出来几章,出版社的人很紧张,因为上面要查。
笔者问:查什么呢?林立衡苦笑:“无非是查怎么登了我写的东西!”
这件事,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告诉她的,说人家用你的东西你都不管?“我说无所谓,我也管不了。后来我跟她说了,那几年国内的文章中哪些是我启动、推动的,哪些是人家写得比较客观的,我给她列了一遍。她就把这次见面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整理出来,后来就出了本书《红色家庭档案》——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笔者谈起,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林立衡说:对,我看了。“国内有关方面还怀疑是我组织的呢,其实我对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一无所知。在该书出版之前,我跟主编丁凯文也并没有单独接触过。出版后才见过一面。”
笔者问:莫非你的名字在国内报刊上出现,迄今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林立衡说,岂止是“敏感”?有关部门都知道上边有规定:涉及到我,所有的镜头不能上,所有的照片不能上,所有的名字不能出现。我已经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事了,作者采访了,但登不出去。“就是因为我是林彪的女儿呗。”
不过,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报刊和出版社、每年出这么多文字,加上互联网的勃兴,当局要想在出版物上完全封杀一个人的名字,殊非易事,总有“漏网之鱼”。笔者目力所及,有不少文章中就提到林立衡——在《文强口述自传》中,采访者就注明了林立衡参与推动这一项目。
这大概也取决于在当权者眼中这个名字出现的场合和影响,以及媒体对这个名字处理的方式吧。一般来讲,媒体对“林立衡”这个名字重视的程度与检查官禁止的力度,是成正比的:偶尔提到的,可以过关;突出介绍的,必禁无疑。
林立衡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老同学是《人民画报》的资深摄影记者,与她约着去南京一家摩托车厂参加五十周年厂庆,该厂希望他们去拍照以扩大知名度,答应给十万元,一半赞助《人民画报》,一半赞助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所领导叮嘱林立衡说:咱们所里经费这么困难,你可一定要去呀!他们就去了。但是回来后,《人民画报》这一题材因为牵涉到林立衡,画报社不敢擅自做主,就去请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白克明说,哎呀,这件事不好办,你们还是打个报告来吧。
画报社不敢打这个报告,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摩托车厂答应的十万块钱也没影了,林立衡就算白折腾了一趟!“那位《人民画报》记者还来找我说,你看,最近国庆节我们画报登的这1959年国庆检阅的历史照片,林彪也在里面呢。你爸的照片都能登,你的照片怎么不能登?我说,你别问我呀,是你们动员我去南京的,你们去请示上面为什么不能登我的照片啊!”
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时林彪和手下将军在一起;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1981年,他们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 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照片摄于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后林彪下山回京前的九江机场。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林彪不得不乘安 -24飞机,此照是在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惟一一次合影。
“十大元帅”的商机与禁令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驱动力,即便是过去的政治“雷区”,如果人们认为有商机,也会挖空心思去打“擦边球”。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名字也被一些商家看中,动起了生意经的脑筋。
将林彪包括在内的“十大元帅”系列的图书、邮票、屏风、纪念币,以及烙画、火花……层出不穷。连牙买加都看中商机,委托瑞士银行制作、发行《中国十大元帅》和《中国十大将军》各一套纪念币,《十大元帅》全球发行2000套,《十大将军》全球发行1800套。
外国搞“十大元帅”,中国当局鞭长莫及;但是中国国内搞,当局不能放过。2004年,有家公司投资搞了一套“十大元帅金邮票”,把林彪的肖像也列进去了,使劲炒作了一把。
林立衡介绍说,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曾庆红那儿去了,曾庆红下令查那个老板,版也都得销毁。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去,社会上都知道搞了套“十大元帅邮票”,于是后来官方决定,重新再搞一套,就通过中央统战部下面的黄埔同学会出面来搞。
林立衡说:这个阿文酒家,是黄埔同学会的一个“点”——文强不是黄埔军校的么。2004年他们找不到我,就通过这个酒家的老板文定中来找我,说要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十个元帅子女的大聚会。
其实那几家已经都聚会过了,开始是六个元帅的子女,后来陈昊苏写了个倡议书,要搞十个元帅子女的大聚会,出一本纪念十个元帅的邮票册。后来就真的办成了,所有元帅家的子女,像朱德家、贺龙家、刘伯承家……的子女都到了,有的家来了一个,有的家来了好几个。
我本来说不参加,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再三打电话来,要我无论如何得来一趟,说这些人都挺想你呢。
我就去了。他们找了一家北京的文化公司,照了很多照片。还要来的元帅子女都签名,也要我签,签就签吧。那天还请来了一位著名画家刘宇一,是画《开国盛世》那张油画的(现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内——高注);他还画过《十大元帅》(现悬挂于中央军委大楼——高注),把他这张画也摆出来,想在邮册前面用上。看得出来,他们策划这件事想得挺成熟、周到的!
林立衡介绍:聚会中间念了陈昊苏那份倡议书,还说,邮册出版的时候要开新闻发布会,要给每人一部分报酬,还要求各家准备与老人的合影照片。结果呢,等了几个月没有消息了,我也再没有与他们联系。后来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新闻发布会开过了,这些老帅的子女也都出场了——就是没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统战部那个处长来了,给我送来邮册,一再解释说新闻发布会没敢让你知道,说是他们讨论过,好多人不同意请我,怕我一参加会引起海内外很多猜测,认为当局有什么“新动向”。
林立衡后来看那邮册,倒是按照顺序排了,可是把当时没去的一些人给加上了——是用技术手段合成的;她的名字呢,给勾掉了——照片里的人还在,照片说明里的名儿没了,签名里头也没有她的了……
林立衡想得开:“咳,算了,我也别凑热闹了。其实这些事都是一些文化公司投入资金,想一炮打响挣大钱。这些子女呢,以聂帅(聂荣臻)家的聂力为首,她是老大姐,也是好意,想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出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最后都要送审的!要一道一道地审,中共党史研究室,总政……都要审。审起来有我在里头就通不过嘛。”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她说:“上次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总政的人来见我,送给我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银质纪念品,里面也有邮票,告诉我说新闻发布会早开过了。我这边有人要拍照,她们不让,她们自己的人拍了好多。我估计,她们是怕我们把照片给传出去了!”
坎坷身世,见证历史
林立衡这一生吃过很多苦,出生于抗日战争晚期的她,虽贵为元帅之女,但少年到青年时期,并没有享受过多少天伦之乐。高墙深院,与世隔绝,又有一个严厉苛刻的母亲,使她心灵中时刻笼罩阴影,在20岁、24岁和30岁的时候,曾经三次自杀。
“九一三”事件中,虽然她再三请求当局采取断然措施,阻止林彪被其母亲和弟弟带上飞机出逃,但事件发生,她不仅顷刻之间失去所有家人,而且很快被怀疑是“林彪留下的钉子”而受到关押审查,两年中被折磨得体重只有30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6颗牙。
林立衡并没有刻意去谈“九一三”之后受审查的那段日子。但她也不回避。她说,空军的夫妇作家彭东海、李克菲写了一本《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的书,其中写到了她。
为什么会写到她?因为夫妇俩采访了中国第一、二代女飞行员诸慧芬、于富兰,而这两人当年是管林立衡的专案组的组长。林立衡告诉我:“诸慧芬后来职务挺高的,好像还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对我拍着桌子吼叫审讯,弄来一帮女连长、女指导员,围着我天天批斗。
其实她啥也不知道。当时我跟他们顶得很厉害,她越凶我越不说……可是她们几位后来接受作家采访时讲到我,还尽说我的好话。”
在林立衡被整得死去活来时,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否则就全毁了。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立衡的信,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决定让她下放到位于河南开封的空军某师农场。
林立衡在那里养猪,做酒,虽然不再天天挨批,但由于接触农药,使她在监禁期间染上的过敏症,更加变本加厉,身体每况愈下。1975年10月,她被令转业,到郑州的一个汽车厂当副营级革委会副主任,分工管计划生育;可没几天,“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她被赶到车间当工人,力不负重,把右脚四根趾骨摔断……直到1984年,一身重病的林立衡才被送进医院。
又经过多年周折,才被安排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半个世纪在政治旋涡中受折磨,终于过上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日子。
有位认识林立衡多年的朋友告诉笔者:“我和她同别人在一起,每次她对别人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就很得意地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吧!很像一个得意的孩子。她身上真是有很单纯的一面。”
她的心里,还有多少世人不知道的事?
林立衡,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从历史跋涉而来,正向历史跋涉而去。
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后来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立衡合影。(文强之子、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文贯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