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儿子吴新潮 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上)

吴新潮是我会高三2班同学,他的父亲吴法宪是文革中被称作“林彪反党集团”四大干将的黄吴李邱之一。吴新潮和家人费尽周折终于在同学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了《吴法宪回忆录》,该书是首部揭开“9.13”事件秘密的著述,轰动一时并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甚至成为民间馈赠的“高级礼品”。

吴新潮虽然作为历史名人的后代难免不被媒体关注,但是他一直低调的工作和生活着。我们为老同学提供这篇文章,也为大家回顾并认识前辈的历程之时有一个较好的参考。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在通常人眼中,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主席的阴谋。

说实话,从前我对“黄吴李邱”也是这个看法。在和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约定了采访时间后,我仔细阅读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对吴法宪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2010年9月的一个下午,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本人专访。他的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有些发胖,因此也就显得很随和。对于这次采访,吴新潮多少有些顾虑。

“父亲是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般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的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都是完美的。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是世间应该说对他有太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反而给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

◇ 关于“草包司令”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

这不是我们评价的范畴。今天我想说到的是另一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说父亲和戏剧里的胡传魁一样。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其实用简单的好坏以及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是很苍白的。

历史上的“坏人”就是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环。失败者就是垃圾箱,什么坏事都往里装。这是一个并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关于父亲是不是草包,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

刘震将军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

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军政工作是分工不分家的,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和打仗。

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都不会打仗吗。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

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

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20岁。建国后,肖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一书上。

长征中的父亲所在红1军团是红军的先锋,著名战斗父亲没有一次落下。父亲对我们说过身经百战是一点都不少啊。1936年5月18日,1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

2团在团长梁兴初和政委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父亲在城墙上指挥战斗被子弹击中掉下去,父亲说当时数一数身上的棉大衣穿了七个窟窿。

这一仗全歼马鸿逵骑兵300人,毛主席亲自检阅了2团的队伍。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

父亲所在红2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5团,黄永胜和杨得志先后任团长;邓华和父亲先后任政委,这是在红军中打硬仗的部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铁军的54集团军127师的前身。

虽然父亲一直是做政委工作。可在革命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父亲在都是部队党委书记,也就是一把手。

1938年冬,685团后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了山东湖西(微山湖)地区。组建了第一支深入山东的队伍——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是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2000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13000人,共设4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4个营,此时苏鲁支队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

以当年的苏鲁支队为基础诞生了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王牌部队 一、以副支队长梁兴初率领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成为山东1师,开赴东北,与其他兄弟部队组建东北野战军一纵,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8集团军。

二、苏鲁豫主力部队1、2、3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整编为新4军3师7旅,到东北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6纵16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4集团军127师。

三、1940年父亲调任新4军3师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成员,1946年3师35000人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2纵父亲任政委和党委书记也是一把手。从苏北到东北这只部队成为东北战场林彪手下的头等主力‘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9集团军。

这些王牌军都留下了父亲的心血与足迹。

另一个方面说“草包”指不同的性格、个性。如父亲的老上级刘亚楼将军个性强,刚烈,锋芒毕露,而父亲的个性比较随和、婉转。

但是刘亚楼是对工作、对部队要求及其严格的人,号称雷公,是一位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无论在还是四野还是在空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用草包的司令吗。父亲与刘亚楼将军搭档十五年,组建和奠定了现代空军的基础。

这样的搭档党内军内还有许多。这些不一而举。这样的性格都是草包吗。

◇ 在东北发了洋财

2纵初到东北面临及其艰难的处境,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背靠苏联,遍地白面,洋枪洋炮。

按照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是七无队伍,即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干部战士冰天雪地一身单衣。在林彪的指挥下与一师一起于1946年4月15日发起大洼战斗,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

两年的时间,经四平保卫战、伏龙泉,靠山屯、怀德、以及三下江南,夏秋以及冬季攻势、2纵打了一系列漂亮的翻身仗,做为党委书记的父亲直接参与作战指挥。2纵从初期的3万人壮大到了7万人。

真是兵强马壮。东北战场是东野各纵队能力与实力的大比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格的。打胜仗就是硬道理。由于2纵的业绩,林彪一直把2纵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成为林彪喜爱的部队之一。最辽沈战役中,2纵是打锦州主力,仗打得太艰苦,就没赶上打廖耀湘兵团。正因为如此,歼灭了廖耀湘之后,2纵就成了距离沈阳最近主力,林彪就直接命令父亲带2纵攻打沈阳,当时卫立煌跑掉了,未经大的战斗就进了沈阳。

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小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70000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什么的,这些美式装备,当时,2纵上下是“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还有一件美国的毛衣都是那时的缴获。

将近30年的时间扣子都拽不掉,当时产品的质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

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了。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

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

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也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有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要交“东总”军事法庭,在押解的路上遇到了父亲。

父亲就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就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便官复原职。

这个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当时,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政委来的电话,坚持站起身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说“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

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2纵的人都知道他关心战士。可以说,父亲在2纵里的威望使大家都服气的。

◇ 父亲与林彪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是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1军团,受到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1方面军就是毛主席的中央军。

解放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例如:杨成武、刘亚楼、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12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

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就是2纵主力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

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地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的战法)。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迅速推广了钟伟的这个办法。

打锦州的时候,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

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情,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

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与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到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

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是要分清,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就是吹捧。其实,即使说了“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要不然“九一三”的时候,为什么林立果只能偷偷调了一架飞机,弄了党办几个人?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

◇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

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间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

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辽沈战役刚结束,部队要南下,父亲就去找刘亚楼商量,能不能叫2纵驻在沈阳,多休整一下。刘亚楼同意了。后来又去找他,说2纵能不能最后走,刘亚楼也说可以。

为什么那么多部队就照顾2纵呢?很大程度上是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好。后来打天津,刘亚楼也是在2纵指挥部所在地杨柳青指挥战斗的。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从调过来坐阵。

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之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的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

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之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

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

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

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的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

所有的部长都倒了,“黄吴李邱”们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

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艰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

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还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

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主席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

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

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

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

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

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主席通了气的,毛主席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

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他感觉林彪势力太大了。

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

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主席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主席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不和的问题。

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去山海关。

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杨德忠一直跟着我父亲。

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

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

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当个军区司令啥的。没有想到是现在的下场。

◇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吴新潮说,“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毛主席没有预料到的,他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

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我说过,红1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当然还有4方面军、新4军、白区党、2方面军,直到1方面军的红3军团,文革到了最后把自己最核心的红1军团也搞掉了。

毛主席也明白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

之后,他身边就真的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失败了。

等离子体所召开2016年度宣传工作交流会
4月15日下午,等离子体所2016年度宣传工作交流会在601会议室召开。所党委书记张晓东,副所长吴新潮,所属各部门负责人、各部门通讯员参加会议。综合办主任何友珍主持会议。

张晓东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等离子体所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整体在科学岛各单位中居前列,但相较于研究所大的体量来说远远不够。他指出信息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研究所及各部门需要重视中英文宣传。

他强调宣传工作要明确宣传导向,围绕科研中心工作充分展示研究所的整体科研实力,同时希望宣传工作更接地气,宣传青年科研人员,展示青年风采。

会议听取了综合办关于上一年度中英文宣传工作概况、问题分析和中科院科学传播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的介绍。

表彰了上一年度宣传工作优秀部门和个人。与会领导围绕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做好下一阶段信息宣传工作展开交流讨论,针对宣传导向与定位、科研进展新闻报道、中英文稿件采编、网页建设、对外媒体报道、招生宣传、政务信息报送、微信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与建议。

吴新潮副所长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肯定了研究所的宣传工作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指出应依照规范、准确等原则来开展宣传工作。

他感谢各部门给与的支持与配合,希望宣传工作开展顶层设计,要求各部门重视宣传,齐心协力立足中心工作和发展定位,围绕研究所整体形象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吴法宪大儿子,时任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一无所知的吴新潮突然被抓。沈阳军区因为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道,所以林立果并没有怎么到沈阳军区空军活动。但是,林立果提出研制垂直起降飞机,而吴法宪把儿子“安插”到沈阳飞机制造厂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办公室,担任军代表,这不是明显与林立果“勾结”吗?

与吴新潮一起被捕的,除了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侄女婿外,还有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等50余人。那时空军大小机关人人自危,有目击者在空军办公楼上看见,上班的干部越来越少,提盒送饭的兵越来越多。

沈阳军区空军党办副主任前一天还在抓别人,第二天自己也莫名其妙进去了。吴新潮是沈阳军区空军涉嫌九一三事件中职务最小,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的来头最大,被施以“重刑”,单独关进黑暗潮湿的地下室。

每天除了放几分钟的“风”,剩下的时间都是交代问题。大半年后,吴新潮的眼睛坏掉了。1972年5月,实在“榨”不出“油”了,吴新潮被挪到沈阳军区空军某招待所,沈阳军区空军涉嫌九一三事件的人物都关在这里。

1972年10月,满满的招待所逐渐空了。剩下吴新潮和沈阳军区空军党办主任等几个“骨干”被合并“同类项”,移到沈阳军区。沈阳军区来了吴新潮这个“大人物”,如临大敌,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光干部就五、六个人。
1973年5月,吴新潮被审查了一年多,还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时中央专案组要结林彪案了,王洪文批示,将吴新潮押解北京。

在沈阳火车站交接时,有空军的,有沈阳军区的,有沈阳军区空军的十七、八个人。空军来了三个干部,买了一个软卧包厢,吴新潮还是头一次“享受”这样的高级待遇。到了北京,吴新潮被塞进密封的小卧车,关进空军学院13号楼。所有的窗户都糊着厚厚的报纸,白天晚上都必须开灯,上厕所也不许关门。

但是,仍然没有从吴新潮嘴里“榨”出“油”。中央专案组这才彻底死心,相信他的老子吴法宪和他都不知道林立果在干些什么。
1975年,经空军某政委批示,吴新潮被押送陕西省大荔县的兰州军区空军农场劳动改造。以后吴法宪得知此事,非常心酸。原来吴法宪在台上时曾将这位空军政委下放到大荔劳动,现在父“债”子“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