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顾作霖 宁都会议的激烈斗争是因周恩来和毛泽东对立?
本文摘自《毛泽东史实80问》,田树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