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贺子珍》5 3 小毛毛出生
小毛毛的出生,给正在受打击的毛泽东带来了欢乐。贺子珍为毛泽东担忧。毛泽东和贺子珍特别好客。如今却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蔬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
在她产后的第十四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
第二天,毛泽东手里提了个瓷罐子又来到医院。他把盖子打开,贺子珍看到,是一罐热气腾腾的鸡肉和鸡汤。毛泽东把瓷罐子递给贺子珍,说:
“快趁热吃吧!”
在那个年月,吃上一只鸡,是很难得的滋补品。贺子珍不禁问:
“你从哪儿弄来的鸡呀!”
“警卫员到老百姓家里买的。”
“哪儿来的钱呀?”贺子珍知道,买一只鸡要花不少钱。
“我有钱,组织上发了我零用钱,还有休养费。”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吃吧。”贺子珍不肯吃。
“我也有呢!”毛泽东回答说,“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一只了。”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在哄她。环境那么艰苦,手上的钱那么少,他怎么舍得一次买两只鸡呢。但是她了解毛泽东,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把东西吃掉,他就会劝说个没完。
于是,贺子珍把鸡汤倒出喝起来。毛泽东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股高兴劲儿真比自己吃还香!
由于贺子珍得的是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毛毛。贺子珍的这个男孩,长得瘦小,奶妈就叫他小毛,小毛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小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抱过后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他们母子的旁边,静静地凝视着,一看一个多小时。
福音医院离老古井只有半里路,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医院来,同他们母子坐上一阵子。
毛泽东一直很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闲暇呢?
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原来他那讨厌的恶性疟疾又发作了,人瘦得很厉害。中央决定让他来长汀休养一个时期。可是,贺子珍却不这样认为,过去毛泽东也生过病,也有病得很重的时候。可是从来不肯放下工作。在古田会议以前,为解决红军的思想问题,他躺在担架上也要让人把他抬到会场,现在蒋介石发动的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他怎么放得下工作去休养呢?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的身体的确不好,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他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在贺子珍临产前一个月,也就是1932年10月,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二是对胜利地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加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种种罪名,把他原来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了。
那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宁都,中央的这次会议,毛泽东参加了,并发了言,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申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但会议仍然对他作出决定,对他的申诉完全置之不理。那天,毛泽东回到家,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不说一句话。贺子珍感到不对劲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再追问,他才说:
“他们说我右倾保守,把我军内的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了。”
贺子珍一听就急了,忙问:“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能讲什么,他们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只能说,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
毛泽东见贺子珍满脸怒容,眼眶里含着泪水,怕把她急坏了,安慰说:“我的事你不用管了,我自然会处理,你自己保重要紧。我已经同傅连暲说好,你到他那里去生孩子,明天就动身吧。中央也让我休养,说不定过些天,我也到长汀去了。”
果然,没隔多久,毛泽东便到长汀养病来了。他看到贺子珍平安产下小毛毛,心里十分欢喜。但是添子的喜悦,怎么抵消得了政治上受到“左”倾路线迫害的痛苦呢? 有时,他长时间静坐在睡熟的产妇旁边,眼睛看着刚满月的婴儿.心里想的却是这几年同“左”倾路线苦斗的情形。
自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现在的1932年,这五年来,他同“左”倾错误进行过多少回合的艰苦斗争啊!
最早是同湖南省委的“左”倾作斗争。他们一再来信、一来人批评他烧杀过少,给他扣上右倾保守的罪名。结果,导致八月失败,红军的二十八、二十九团遭到严重的损失。
以后又是同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在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期,提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在执行中及时觉察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为了制止这个盲动主义的行动,他费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工作啊!
然而,所有过去的斗争,都比不上今日的艰苦。在过去,同“左”倾路线作斗争,他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有一定的主动权;而如今,王明的“左”倾路线,打着党中央的旗号,采取削弱以至取消毛泽东工作权限的手段,完全剥夺了他的发言权。
在这次宁都会议上,他们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把他在军队中的职务也撤销了。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图为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二起: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在毛泽东沉默不语想心思的时候,有时贺子珍醒来,躺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无言以对,也在想自己的心思。她痛心地感到,在遭受这场打击以后,毛泽东憔悴多了。两颊瘦削,一双原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
贺子珍最清楚地知道,不让毛泽东为革命去工作,是对他的最大打击。
就在毛泽东被撤掉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也忘不了前方的战斗。那是1932年11月,中央看毛泽东身体不好,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地点在东华山。
东华山在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通向山顶。贺子珍陪同毛泽东爬上山顶,一座已经荒废、无人居住的古庙赫然出现在眼前。古庙的殿堂很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着青苔非常潮湿。虽然军委事前已经派人打扫过了,但仍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他们就在左厢房住下了。
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随身只带了那两个铁皮文件箱。闲来无事,他就打开铁皮箱,把里面放的文件翻出来阅读。有时候,他把几年来在激战中、马背上写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再把它誊抄一遍。
碰到他情绪好一点,就细细地同贺子珍讲解自己填写某一首词的格局和意义。贺子珍怕他在潮湿的屋里呆的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就动员他坐到庙前的空地上晒晒太阳。
她同警卫员把两个铁皮箱搬到空地上来,找块破板子给他当板凳,一个铁皮箱给他当桌子。这样,毛泽东常常在庙前的空地上一坐半天,在这里写写字、抄抄诗、看看文件,还教警卫员学文化。总之,没有闲着的时候。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有时候兴致好像还很高,同贺子珍、警卫员一起上山打草、砍柴,或是找附近的老乡聊天。
但是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每次中央送上来的文件,他都仔细阅读;按照他的要求,定期送上山的报纸,他一张不落地看过。
他如此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 是中央根据地的安危和红军的命运。
原来,他已经知道三军团打赣州的事情了。当时,王稼祥是三军团的政委,彭德怀是司令,他们按照王明路线执行者的意见,实行所谓“革命在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采取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在山上,不时对上山来的同志打听这次战斗的结果。当他听到,三军团久攻不克,几次坑道爆破都失败以后,不由得眉心紧锁。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战士讲时事,不知哪个战士从窗口往外看到了什么,说了一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 看不清,是两个骑着马的。”
毛泽东站起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经快到门口,他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当时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他见到毛泽东,急忙下了马,走到屋里来。
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
接着,项英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项英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赣州会打不下来。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毛泽东来领导这次战斗。项英介绍完情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身,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项英一走,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下山。这时,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 “要下大雨了,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军机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
贺子珍望着在风雨中消失的毛泽东的背影,只好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干部,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子珍不感到气忿、痛心呢?
几十年以后,贺子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随着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当毛泽东处在这种困境之中,贺子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惟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点有兴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子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
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罗明“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子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子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大革命年代受到排挤打击的邓小平。就在贺子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作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
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这些人的头头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在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