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少将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排名第一的解放军开国少将
解方将军于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于解放军亦官至少将,人称“双料少将”。
解方,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原名解如川,字沛然;生于吉林东丰四平乡;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参加东北军,曾任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任职期间,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1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方到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先后参加四保临江、辽沈、平津、衡宝、广西和海南岛战役。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多次参与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参加开城停战谈判。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
1979年2月任后勤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位列第一);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双料少将”解方
解方将军于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于解放军亦官至少将,人称“双料少将”。
解方将军长身剑立,阔嘴直鼻,下巴微突,双目如炬。是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镇)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将军品学兼优,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补习日文,学习初步军事学。将军精通英、日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张学良称之为“难得奇才”;彭德怀称之为“称职的参谋长”。
1928年,解方将军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适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将军愤而离队。因张学良保举,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继续入学。1930年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为,被降为第三.解方将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是晚设宴为将军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据云,张学良甚喜解方将军之才,曾为其妹提亲,被将军婉绝。
解方将军有辩才,亦有运筹谋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军策动地痞流氓暴乱,全城鼎沸。当时是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解方将军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将军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四人临危受命,保卫省市政府。其时,闸口又告急,将军急至,告诸保安曰:“我先行,你们跟上!
”戎服佩刀,一鼓而击之。“天津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发动事变的日军头目土肥原叹曰:“想不到学生(指解方)打老师这么狠。”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将军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露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1937年,解方任国民党五十一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继升任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与此同时,担任中共五十一军工委书记。 1941年,解方将军赴延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将军;毛泽东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将军遂改名“解方”。
解方——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解方(左)在朝鲜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
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
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
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
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现在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
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歼灭15。7万余人。军事威胁失败后,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当美方重弹“海空优势”的老调时,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吗?”在无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弃了其“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难后,解方将军曾请示彭总:“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报告?“彭总沉吟半响后,曰:“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报。”其时,有人提议将毛岸英尸体运回国安葬,彭总不同意,于11月25日致信周恩来,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
”此事杜平将军言之。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解方将军则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