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之子 逄先知忆田家英 董边忆田家英在延安的日子:思想整风 家英哭了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大家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对着门,没有发现他。

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便把心一横,心头念道:罢了,罢了,随她去吧。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走一条奋斗的道路,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们结婚了

家英的记忆力过人,诗歌看过几遍就背下来了。在政研室谈恋爱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家英住的地方,排着三层窑洞。家英住在最高一层,我住在第二层,下边还有一层,两个人你追我我追你。绕着山追时,他边跑边大声地背着鲁迅讽刺小资情调的拟古新打油诗《我的失恋》,逗得我哈哈大笑。

家英还背过许多白话诗,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都是些非常有意思的诗。

家英酷爱文学,背旧诗做新诗是他的爱好。早在陕北公学时,我们女生晚上睡下闲聊,"田家英又做什么新诗了"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之一。家英和我说过,他想写一部小说:两个青年人追求自由,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在战火中接受洗礼的故事。我笑他,以为他说说而已。后来他说生活素材太少,放弃了。

晚年,我听家英的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家英对他的小说念念不忘,说今生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死不瞑目。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整风以后,两个人的感情更深了。结婚是家英提出来的。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

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谈到结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延河两边的山沟都是公家的窑洞,中央机关都在杨家岭。平常只能远远地望见老百姓,听他们唱着《信天游》,赶着驴子过去,从没有接触过。

我们来了个"约法三章",即:"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我提出来后家英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便找了支部书记周太和。我向他报告,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了我的要求。

1942年12月12日晚上,家英和我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问:听说你们结婚,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儿谈学习呢。你愿意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王惠德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受骗了。

为了工作,我们把第一个孩子送了人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接待我的是一位苏联大夫,他说这是第一个孩子,如果打了,第二个孩子就落不住了,不同意打。没办法,只好随孩子在肚子里长。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特别结实,怎么也掉不了。

到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那时生孩子,预产期一到就住到医院。中央医院在马列学院的后头,离杨家岭挺远的,有十来里路。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头骡子把我送过去。

在中央医院,大概住了一个月我才生孩子。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

同住的都是要生产的妇女。我认识了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出去散步时,大家都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的,常在一起聊天。住房是几人一间,几个大肚子互相觉得都很可笑。点灯时,排队站在一起,影子照到墙上,大肚子扭来扭去,大家哈哈大笑。

我了解到,吴桂花这次怀孩子已是第三胎了。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还活不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说:要等丈夫来了商量一下。她丈夫来了把我叫去,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说了这些情况,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说:"你们干部的话我们信不过,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给他写下字据:"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生的时候很困难,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吴桂花了。孩子抱走了,我的奶水好,涨得要命,不断用吸奶器往外吸。生后六七天,我去看过孩子,白白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