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老婆 陈丹青:自己一直就是个老知青从没忘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1980年,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近年来以发表意见而成为国内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9年,出版杂文集《荒废集》,自由谈”话题涉及死亡、救灾,还有一篇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长篇随笔,重现特殊年代中几代人被荒废的命运。他可谓是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教育的叛逆者。
陈丹青之坐而论道——
爱说话、能说话,到处说话
“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
自2000年回国以来,陈丹青以各种形式持续批评“艺术教育之弊”,之外,还就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譬如:
城市建筑——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一城九镇是没有性格的怪物;北京的城建思路是帝都思想作祟,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九州大地的城市建设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行政官与开发商串通,权与利合谋;……
媒体文化——曝光好,曝光有助于人们接近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消除神话——虽然“媒体”、“大众”这两回事大致亦属“神话”,在中国尤其是……
甚至“批评”本身——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诸位批评家要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要自我批评;……
词语也玑珠、话锋也讥诮、立场也独醒、表情也恳切。陈丹青自比“苍蝇嗡嗡叫”,“说话有快感,让我说就好了”——校内校外、台上台下、登报上电视出书。地产公司邀请,去;女性杂志问,答。
为何这样抛头露面?“我在媒体最发达的国家待了那么多年,媒体是空气的一部分。回国发现上媒体仍算一件事,议论、讥嘲、不屑。其实媒体找你,媒体不找你,不算一回事。别把自己看成什么角色,非要怎样,非要不怎样……论角色,我从没忘记自己一直他妈就是个老知青”。
“本质上一直就是个知青”的陈丹青在“事实上”是知青的时候,就非常地“爱辩论”,食堂里、食堂出来的路上,头天晚上不见分晓、第二天接着面红而耳赤……“像个傻逼一样”咬文嚼字、“没有必要地较真”——
“美是有客观标准的”——错!譬如晚霞,只是大气层和日光照耀的化学效果,是人类自作多情,发生感动,又写诗,又画画,弄成所谓“美”……
而如今,写文章,针对一个问题,虽然继续咄咄逼人,继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呱呱呱”;陈丹青自认为已经收敛了许多,还会考虑到“周全”:他会把第一遍意气之作放一放,然后再改再修——“‘所有人’,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所有人’,我怎么能知道‘所有人’?”
“40岁之后吧,也不那么愿意和人辩论了:当发现有了争辩的意思的时候,我就趋向沉默了。”
陈丹青之“起而行”——
不起、不行、不请愿、不结盟
“在许多领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起而行的时代——对我,起而行的前提是,权利对等。”
辞职,按陈丹青说法,是他“惟一能‘起而行’的事”,因为其他事情“早在表格上被规定好了”。
在其一直关注并发言的领域,比如保护胡同,陈丹青不曾属于任何组织、参与任何签名呼吁活动,更不曾拦截推土机。对此,陈丹青有一套“不作为”理论:“我从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对群众举动我会警惕。
萨特写道:‘革命就是在大街上叫喊。’有些事,有些时刻,需要群体和行动,但我期待‘个人’,看重个人的品质,自己判断,自己说话,自己负责。鲁迅先生不主张请愿,是大实话。我在乎单独的状态,在乎言论。一切起于言论。如果哪一天我去做什么,前提是权利对等。”
“一个大致正常的社会,如果出现一个阴谋,人欺负人,你关切,站出来声援、介入、制止,那可能是道德的,而且可能奏效。可是一个大规模不公正的社会,在每个环节上不公正,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反应会很困难:介入?不介入?说话?还是沉默?”
悲观至此,时以“愤青”自称的陈丹青甚至否认了“愤怒”本身。
“愤怒还算奢侈的——你愤怒,说明愤怒之后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你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更糟糕的状态是普遍的怨气、沮丧,无话可说,面无表情,但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件令人愤怒,令人发指的事——譬如两课考试。”
当然,聪明剔透如丹青先生,总会峰回路转——在转来绕去的内心世界,结构他的君子处世之道——然后,再自嘲掉。
“当然很多人在行动了,他们很勇敢、很好……我也很佩服做实事、主持社会公益的人——虽然我有我自私的理由:我要守住,我是个画画的,我在抖,但是我平静,不要冲动,冲动是没用的——但仍然会谴责自己:怎么我也变成这样了?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所谓的无奈吧。”
为何这样自嘲?“为什么不自嘲?——自嘲是有快感的。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好,但常有一点遗憾,就是,他们再有点自嘲就好了。”
陈丹青之“个人立场”——不主义、不“正确”、完全的个人
陈丹青的名声大噪,与他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异议”、“不满”是连在一起的。批评——“辛辣的”、“尖锐的”、“痛快的”、类似的形容词,再加上陈经常提及的“鲁迅”名号,其名声实因“辞清华事件”日日看涨。可就在这当儿,陈丹青,皱着眉头,“竟然”矢口否认——
“我其实非常讨厌鲜明的立场,非常害怕一个人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害怕单一思维的,同时又很正直、很老实的人——你可能在很多立场上看到我,但我又走掉了。‘真实’没有立场,是人给出立场,然后真实就变形。”
不左也不右。左吧,新左派的对“文革”对美国的看法“坚决不能同意”;右吧,“站在弱者一边,不与强权合作”这一点又是“坚决地不能妥协的”。
或者是既左又右?陈丹青,至今仍没有语言洁癖的陈丹青教授,一路都留有赤诚的脚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冬天,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看大字报;与“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星星画派”勾肩搭背喝酒听录音机骂人谈艺术;……但是,欣赏并自称“一直站在左翼的、激进的、不安的、冒险的现代艺术一边”的陈丹青,又怀疑——
“我从小右翼,不知为什么。刘索拉喜欢摇滚乐,早期的陈凯歌喜欢实验电影,谭盾喜欢摩登音乐,我的许多同行都喜欢现代艺术,努力进入那个系统,我在大立场上和他们不一样。”
有偏激激进一面,有惰性怀旧一面。认定自己“什么主义者也不是”,陈丹青最怕的其实是“正确”。
他说:“我知道我的画、我自己,都毫无价值,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这表情只有一句话: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
这“集体势利的表情”,陈丹青“从小学起”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天到晚如此,你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你往他前面一站,你还没开口,就知道自己错了。”江西插队、北京美院读书,总有人对陈丹青语重心长——“丹青啊,你的画画得还不错,但这个问题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好……甚至到了美国,一切也仿佛在告诉你,艺术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本能地不去凑前卫艺术的热闹——前卫艺术是什么,不就是政治正确吗?我不愿意正确——当年画西藏组画,就是不想正确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