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上课 莫砺锋: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清人龚自珍诗云:“万古浔阳松菊高。”①的确,陶渊明是深受后人仰慕的晋代高士,历代歌颂其靖节高标的诗文不计其数,其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便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陶征士诔并序》不但是被萧统选进《文选》的古文名篇,而且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②,弥足珍贵,值得细读深究。

一、《陶征士诔并序》的异文及注解

由于《陶征士诔并序》被选进了《文选》,所以得到了历代《文选》学者的悉心关注,从而异文杂出,歧解纷陈,需要仔细辨析。

先看几处重要的异文。

第一,李善注本:“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③五臣注本“首路同尘”作“道路同尘”④。对此,梁章钜指出:“作‘道’误也。‘首路’与下‘辍途’对。”⑤胡绍煐补充说:“本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注:‘首途,扰首路也。

’引谢承《后汉书》‘徐淑戎车首路’云云,此其证。”⑥今检李善注本《文选》卷五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句实为“威令首途”之误,但所引李善注文不误。

近人高步瀛进而解曰:“始同后异,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⑦这里虽然只有一字之异,但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原文作“道路同尘”,那就失去了“始同后异”这一层意义,而“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的深层含义也就隐而不彰了。

萧统《陶渊明传》载曰:“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

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可见当时隐于庐山一带的隐士并非只有陶渊明一人,但所谓的“浔阳三隐”中刘遗民早卒,周续之出山,坚持隐居不仕的便只剩下陶渊明一人了。后来沈约在《宋书》中批评周续之“不尚节峻”,并非虚言。颜延之所以要在《陶征士诔》中郑重道出“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其用意甚深。

第二,李善注本:“冥漠福应,呜呼淑贞。”五臣注本同。然五臣本刘良注云:“言虽冥默无象,固应神也。”高步瀛因此认为:“据良注,‘福应’似当作‘神应’。”其实“福应”无误。此词李善未注,但实有所出,《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云:“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吕向注后句云:“言福祥征应甚盛。”颜延之本人也在《又释何衡阳达性论》一文中写过“福应非他,气数所生”之句,可见他习用此词。况且此诔后文还有“纠纆斡流,冥漠报施”的句子,与“冥漠福应”互相呼应,对陶渊明德高而命薄的不公正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故“福应”一词不必改为“神应”。

第三,李善注本:“敬述靖节,式尊遗占。”“靖节”二字,五臣注本作“清节”。对此,胡克家校曰:“‘靖’当作‘清’。袁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见,皆传写误。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节’无疑。

至末‘旌此靖节’,方说其谥。相涉致讹,并非善如此。”高步瀛引许巽行《文选笔记》卷八曰:“‘靖节’是谥,不得云‘敬述’。末云‘旌此靖节’,方以‘靖节’与‘康惠’为对。”胡、许二家的推论都很合理,因为今存之李善注本经过反复传钞、翻刻,难免有所舛误,此处自当以“清节”为正。

再看几点重要的歧解。

第一,“度量难钧,进退可限。”李善注云:“《孝经》:‘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李周翰注云:“钧犹及也,言不测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李善仅注后句,且仅引《孝经》原文即止。细揆其意,当谓诔文中“进退可限”与《孝经》中“进退可度”同义,也就是将“限”字解作“限度”即准则的意思。

李周翰对前句作了较准确的解释,但对后句的理解似有误。“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的意思似为渊明尚未达到进退皆出于至道的最高标准,故其境界有所局限。这分明是曲解了诔文的原意,颜延之怎会在诔文以前句赞扬渊明,又以后句言其缺点?所以李周翰对后一句的注解分明是望文生义。

第二,“孰云与仁,实疑明智。”吕向注云:“谁云天道与仁,于潜不验,使复疑之。孰,谁也。明智,谓潜也。”李善注云:“言谁云天道常与仁人,而我闻之,实疑于明智。此说明智,谓老子也。《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吕向说“明智”指陶渊明,意即因陶渊明之遭遇而令人怀疑“天道与仁”的原理,此解于理尚属通顺。但从句法上看,“明智”只能是“疑”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导致疑虑的因素,所以吕解在句法上甚为勉强。李善注则在句意与句法上都很通顺,胜于吕注。

第三,“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何谓“中身”?李善注云:“《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按李注所引乃《尚书》的《无逸》篇,原文为:“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孔疏云:“‘文王年九十七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也。

于九十七内减享国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计九十七年半折以为中身,则四十七时于身非中,言‘中身’者,举全数而称之也。中身,谓中年。”意即“中身”指五十岁许。

刘良注则云:“上寿百二十年,中则六十也。”不知其出于何处。由于这是直接与陶渊明享年有关的确切记载,故后代论者莫不聚讼于此。为免词费,仅引袁行霈之综述:“梁启超先生《陶渊明年谱》曰:‘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

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主六十三岁说者如游国恩先生反驳曰:‘这不过叙他中年得痁疾,并未说他中年便死。下文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说到他的死,文意极明。’朱自清先生曰:‘然《诔》中四字衔接,亦可谓叙一时事,游君说固不必确凿无疑;惟用典原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颜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亦未可知也。

’”⑧我认为,颜氏诔文中这四句话都是针对陶渊明享年不永的事实而言的,这才与上文的“孰云与仁,实疑明智。

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的怀疑、诘问语气一脉相承。虽然前人对“中身”究指五十还是六十并无定论,但都肯定此词含有享年不永的意思,这正是诔文中“冥漠福应”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四,“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⑨,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这段话中“违众”以下四句,是陶渊明规诫颜延之的话,还是颜延之的自述?李善在“荣声有歇”句后注云:“故以相诫也。

”吕延济则在“中言而发”句后注云:“潜复赠延之以言也。”可见在这一点上,李善与五臣的意见是一致的。唯高步瀛认为:“此延年自诫之词。

善注以为相诫,非。”我认为,“违众速尤,迕风先蹷”两句话与前文的“独正者危,至方则碍”意思相近,有可能也是出于陶渊明对颜延之的规诫之言。颜延之其人,不但性格狷介,而且“辞甚激扬,每犯权要”⑩,陶渊明既是与颜相交甚笃的挚友,又比颜年长十九岁(11),他对颜延之说出此类规诫之言,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身才非实(宝),荣声有歇”两句,就不像是出于陶渊明之口了。所以将“违众速尤”以下四句当作一个整体来读,当以高步瀛说为是:这是颜延之的自诫之词,意即自身性格上多有缺失,如今渊明这位良师益友已逝,故悲叹曰:“叡音永矣,谁箴余阙?”

从颜延之《陶征士诔》的例子来看,《文选》的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在版本上各有优劣,两种注解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也都存在着一些缺失,相较而言,李善注的水准高于五臣注,但我们也不宜简单地厚此薄彼。

二、《陶征士诔并序》的认知价值

在当代学术论著中,较早对《陶征士诔并序》作出详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一书。此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题作《颜延之与靖节征士——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12),对颜氏诔文中展现的陶渊明之精神风貌及道德人格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陶渊明出仕、归隐之原因以及诗文特点也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稍晚发表的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一文,则对颜延之诔文中隐含的表彰陶渊明忠于晋室而反对刘宋篡弑的政治品节的微言大义予以揭示,引证广博,分析深透。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陶征士诔并序》尚有以下两点重要的认知价值,在下面两个方面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陶渊明的理解。

首先,以“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颜诔中叙其经过曰:“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这段文字的几个重要出处是:(一)《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

”(二)《韩诗外传》卷七:“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

’”(三)《后汉书》卷三九:“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

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

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就养”也即奉养母亲(此时其父已逝)。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对此,高步瀛引陈仅《文选意笺》曰:“靖节为养而仕,此出处大节,后人乃无引及之者。

”的确,颜延之对陶渊明为事亲而出仕的“出处大节”郑重道出,并在诔辞中再申此意:“孝惟义养,道必怀邦。”这是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是有助于后人理解陶渊明的出处大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