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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之争是目前学术界正在争议的热门话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局部地区出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仅仅是短暂的、结构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

只有到2020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刘易斯拐点”。尽管各执一词,但是,争议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创新制度,加强对劳动力就业的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之争面对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技工荒”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蔡昉等人于2005年首次提出,“民工荒”现象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吴要武也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应当在2002~2004年之间,从此以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开始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并引起了工资的快速增长。2007年,蔡昉进一步解释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发展过程。

他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农村不再如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有1/3甚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高达1.

5亿到2亿人。根据测算,2004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为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的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人,剩余比例只有11.7%。40岁以上的劳动力大多不愿意流动,20~30岁的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未来农业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力将是非常有限的。

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这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将经常出现。蔡肪认为,中国从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以后,“民工荒”现象不仅没有消失或者缓解,反而蔓延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到了2007年中西部省份也出现了广泛的劳动力短缺。

蔡防认为,这个现象不是短期或周期性的,而是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必经阶段,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在蔡昉等人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同时,以樊纲、周天勇、钱文荣等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民工荒”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目前,我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的不足。

樊纲认为,尽管如今同过去相比,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速度在放慢,但这个“由农转工”的过程在今后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基本完成。

我国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5~15年的路要走。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也认为,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理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还要继续向城镇流动,包括劳动力。从统计来看,我国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为46. 59%,处于低城市化水平国家。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说刘易斯拐点来临,才比较接近现实。

(2)按照劳均耕地来看,我国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大数估计,全国近7.8亿劳动力中,城镇固定劳动力大约为2.8亿人,农民工2亿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的有3亿人。目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劳动力从全世界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

(3)“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我国农业和城镇在这方面还差得太远。(4)分析“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临,既要看供给曲线,也要看劳动力需求曲线和需求趋势。

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还是从每千人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来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得已经没有的时候。

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大约是城市化推进70%以上之时,大概要等到2020年以后。湖南农业大学黄正泉教授等人经过测算后认为,刘易斯拐点应在2030年左右出现。浙江大学钱文荣教授也认为,我国农业劳动力总体上还有大量的过剩。

但是,在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工资福利,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转移出来,造成农民工结构性短缺十分严重,我国“就业难”和“农民工短缺”现象同时存在。

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天津社会科学院唐茂华副研究员认为,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200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

6亿人,到2016年将达到峰值10.1亿人。由此,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难有改观。中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短期性、结构性、周期性的,是工资转折的体现,不可等同于劳动力的全面短缺。

在国内学者激烈论战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加入了激烈的论战之中。Green在向渣打银行提供的特别报告中,反驳了蔡防的论断,指出中国还没有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他利用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预测,认为2005年中国20~30岁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只是暂时的,2010年将达到1.

9亿,2015年达到2. 15亿,未来几年内,中国依然能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另外,他还指出,研究中国的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必须在其从事农业收入所能获得的基础上额外提供一定金额的工资,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愿意转移。

而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大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各项有利的农业政策,免除农业税,加大农村投资,促进了农村平均实际收入的增加。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之争的实质
目前,我国学术界发生的“刘易斯拐点”之争,实质上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不同引起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刘易斯拐点”认识的分歧
蔡昉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刘易斯模型有两个转折点:第一转折点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完全吸收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研究员认为,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指劳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从长期过剩转变为开始出现普遍紧张,而劳工工资从开始不变转变为开始出现普遍上涨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德文副研究员也认为,刘易斯模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供给无限剩余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王德文认为,目前,对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讨论理解为第二个转折点,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和偏差。相反,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则认为,“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剩余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伍山林认为,当劳动力从剩余走向稀缺、经济结构从二元走向一元时,经济发展的特征将具有明显差异:经济发展从具有古典特征转变为具有新古典特征,“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工资从不变生存水平转变为在此基础上逐步上升。中国人民大学周祝平博士也认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更重要。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是难以测算的。日本学者南亮进也认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应当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经济景气造成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转折点的到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恶化,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

382上升到2002年的0.445,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反映了劳动力剩余的状况持续存在。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黄灿博士认为,刘易斯模型不能作为判断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依据,郭熙保认为,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经典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劳动力的乡--城流动不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认为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同质的,即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留守劳动力之间在教育、技能、年龄和性别上不存在差异,都具有同质性,因此,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专有技能、社会资本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我国存在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时,劳动力转移将会停止下来,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刘易斯转移陷阱”。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比刘易斯描述的劳动力转移要困难得多。
面对着一片反对的声浪,蔡防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研究,蔡昉于2010年进一步把劳动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的情形,称为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可见,对于“刘易斯拐点”理解的不同,是导致理论界激烈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到达“刘易斯拐点”证明的争论
王德文认为,证明我国已经处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有两个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从1992年开始,我国农业就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从1991年的3.91亿下降到1997年的3.48亿。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的影响,农业就业数量在90年代末有所反弹,但本世纪初以来则进一步下降。

2000~2007年期间,农业就业数量从3.60亿降到3. 14亿,农业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40.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农户数据表明,1986~2007年期间,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平均工资变化趋势分为三个阶段:90年代之前日平均工资大约在15元左右,1990年大约保持在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迅速上升,2007年为31元,比90年代平均水平上涨了41%。

农业工资的两次大幅度上涨与90年代初期的农工潮和2003年以来的民工荒刚好契合。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劳动需求急剧上涨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传递,拉动了农业工资大幅度地上涨。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同步,也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此,袁志刚等专家、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袁志刚认为,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处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

他同时认为,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不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的依据;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并不能从中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白南生认为,目前,我国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总量上已经供不应求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同时,白南生认为,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在同期发生了变化,因为这里边有其他因素。

这几年主要输入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不应该把这种工资的迅速上升,看成是劳动力供求在短期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此,刘伟也认为,对劳动者工资自身变化的纵向比较,没有参照物,体现不出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全貌,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我们只需要把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比例的变化做一个纵向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妙。

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劳动者工资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

87%,而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始终在11%左右徘徊。长期以来,劳动者没能平等地与资本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争
如果说,以往一些专家、学者大多比较消极地看待“刘易斯拐点”的话,那么,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正在用积极的态度认识、评价“刘易斯拐点”。应该说,这是学术争鸣的结果。

蔡防认为,过去30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储蓄率高。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

目前,“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应对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蔡防还认为,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变得更加昂贵,这会增加企业用工的成本,降低企业的利润。

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

@相反,***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研究员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如果分阶段来看,劳动力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

5%,远低于63%的资本贡献率,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贡献率为26.2%。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专家、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看法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吴要武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中国发展阶段中的一件喜忧参半的大事。我国有可能从此开始告别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钱文荣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终结,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舒圣祥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都阳研究员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和稀缺性的变化,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产生推动作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会改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关系,并推动经济结构向后者转化。

同时,由于农民工在非农部门获得的收入迅速增加,意味着农业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会显著增加。农业中通过更多地使用机械、化肥等物质资本投资以替代劳动投入的趋势会越发明显。二是促进收入分配形势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发生转变。

三是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上涨,也会改变区域经济关系。一般来说,发达地区资本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使得在拥有更多人力资源的地区,劳动力禀赋的优势更加明显,也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也由此得以开始它们的赶超步伐。

四、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对策建议
尽管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标志性特征、对经济发展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但是,争议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创新制度、加强对劳动力就业、培训的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地发展。

(一)就业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反对“刘易斯拐点”近在眼前的安徽社会科学院的孙自铎研究员认为,今后仍然应该坚定不移地把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能掉以轻心。

就业是民生之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有鉴于此,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宜强调走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之路,坚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仍有必要。

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蔡昉也认为,劳动力出现短缺,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都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

(二)创新制度、加快转型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关键
钱文荣认为,加快制度创新,尤其要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建立一种更加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驱动,并用渐进式做法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来降低农民工身份改变的制度成本,制度创新、加快转型是突破“刘易斯拐点”的关键。

蔡防也认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不能尽快地实现城市化,他们很可能被遗漏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外。

户籍制度改革应着眼于把福利内容从户籍身份上剥离掉,以形成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对此,周天勇也认为,制度改进将加快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中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不能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如果这些制度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
(三)加大劳动力培训的力度
都阳认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继续加大培训的力度,完善现行的培训体系,将有助于帮助中国经济应对即将到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孙自铎也认为,人口素质决定生产率水平,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为此,要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多方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使之为推动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