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学的儿子 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杆旗——在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共同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此时的感受,是既沉重又欣慰。沉重的是,体学同志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人民的富裕与幸福,特别是为荆山楚水面貌的改变,耗尽心血,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他离开我们已整整42年了,他没能看到他朝思暮想、倾心擘划并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欣慰的是,他的品格风范、担当精神、实干作风及对人民的赤子情怀,在今天依然、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思、怀念,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精神风范的时代意义,也更深切地呼唤着这种精神风范的发扬光大。
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张体学同志就是属于活在我们心中的人。
作为《张体学传》写作组的成员,我们从文献资料,尤其从调查采访中较多地接触到张体学同志的感人事迹,也较深刻地体悟到“我们的好省长”的品德风范,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学习、传扬的:
一、矢志不渝,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915年12月26日,张体学同志出生于河南光山县(今新县)新集镇的一个小摊贩人家,父亲在镇上以炸油果、炕烧饼,兼打短工为生。在此期间,流氓地痞、富人官吏不时到他家里的摊铺上白吃白拿,而老实的父亲只能忍气吞声,这让年幼的张体学因此“有了不自觉的阶级仇恨心”。
1928年共产党人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光山后,这里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新集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苏维埃领导下,地主豪绅被打倒了,流氓地痞不见了,共产党给穷人分了田地,穷人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张体学因此认定了共产党就是穷人救星的道理。不久,他加入了儿童团,1932年又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红军,成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营的一名战士,从此开始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追求。
板荡能识人,见微能知著。一次保管部队经费的经历让同志们了解到了张体学对党的坚贞。那是1932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体学所在的部队被编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部队转战于皖西北一带,张体学被调到军首长身边任交通员、警卫员。
一天,部队转移时,徐海东军长将全军公款交给张体学,让他背着,并嘱咐他:“决不能丢失,更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人在银元在!
” 张体学将几百块银元装进两条军用米袋里,斜挎两肩,绑在身上随军行动。可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张体学被冲散了,他摸黑钻进树林,与大部队失联了。两袋银元可是全军的全部财产啊,徐海东在第二天早晨清点人数时,发现张体学不见了,很是着急,立即派人沿原路寻找,但找了两天,无果而终。
张体学这几天他也在焦急地寻找部队,他不敢走大路,只能一个人在山林里穿行。渴了,他饮山泉;饿了,摘野果充饥;白天,他赶路;夜里,他靠在树兜旁歇息。
他没有动用肩上的一个子儿,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人在银元在”!他要把这两袋银元一元不少地交还部队。他是党员,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他不能失去这份信任。
第四天黄昏,瘦得两眼沉陷的张体学终于找到了大部队,他向首长交还了那两袋银元,也向党组织交上了自己的那份忠诚。 中原突围期间,作为鄂东独立第二旅政委的张体学,在完成坚守宣化店,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又率部分路国民党军重兵的重围,于7月17日在岳西、太湖边境的冶溪河胜利会师。
当部队准备东进进入解放区时,独二旅接到中央电报: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对于刚刚脱离险境的独二旅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但以张体学为首的独二旅同志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决定,表示留在大别山,“在思想上精神上准备作最严重、最危险的斗争”。此后,部队分散活动,四处被国民党军队“追剿”,人员日渐减少,无粮可食,以野菜、树叶充饥;无房可住,靠钻山洞、搭草棚、露天宿营。
尽管如此,张体学对党的信念不动摇,对革命前途不迷茫,哪怕身边仅剩下20余人,他也不灰心,不气馁,坚持把革命的火种留在了大别山地区。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生死存亡是考验一个人信念的试金石的话,那么和平年代面对误解冤屈的态度,也同样是考量一个人信念的标尺。
文革开始后,张体学被批斗,家被抄,妻子被关进牛棚,几个孩子被寄养在亲威家,但他仍不忘工作,仍教导身边的人,坚定自己的信念。
1967年2月,周总理担心体学的安全,便电告湖北方面,命令让体学到北京休息。临走前,体学对尚在工作岗位上的厅局长们说:“你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路线上,不要胡言乱语。
我相信湖北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将来事实要证明的。” 他还用这种信念教育下一代。弥留之际,老战友林友先带着儿子漆林去看望他,望着已长大成才的漆林,他语重心长地嘱咐道:“爱党就要真爱,不要和尚念经——一句空话。
党要你上战场,你就要敢冲上去和敌人拼刺刀。党要你修水库,你要能带领群众修个人造湖。” 与他共事17年的王任重同志评价他说:“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经确定为共产主义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就永不动摇”。这实乃知已之言!
二、襟怀坦荡,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 不少与张体学打交道的人刚开始都以为他脾气急,爱批评人,接触多了,大家都认识到,体学同志襟怀坦荡,是非分明。他敢于管事,不和稀泥,不当老好人,他的批评,都是对工作的严、对同志的爱。
植树造林是他在省长任上特别重视的工作之一,他走到哪里都谈绿化的重要。因此,遇上抓绿化不实的人和事,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1955年4月,他驱车到荆州调研。看到路旁栽的树有几棵死了,他立马下车,拔起树苗一看,气愤地说:“太可惜了!
”他把这几棵树苗拔起来带到了招待所,又叫人找来了主管林业的负责同志。他严厉批评道:“栽的么鬼树?轻轻地一拔就起来了。你又不是不懂得,栽树的窝子要挖大点,挖深点,土要压紧点。
这苗死成这个样子,就是你没有亲自抓嘛!” 这样的批评,免不了也有批错了、批过火的时候,倘使如此,张体学定会真诚地检讨自己,向对方赔不是。1959年7月,他到黄陂检查工作。当时黄陂有近40天没下雨,干旱严重,心急的他在听时任黄陂县委书记的古博汇报时,连连发问,弄得古博一时答不上来。
张体学当着众人的面,把古博狠批了一顿,说了不少过头话。可事后他调查得知,古博在抗旱中很能吃苦,且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采取了不少救灾保留的措施,他这才意识到批错人了。
这年冬天,省委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张体学讲话时的第一句就是向古博赔礼道歉:“你们在下面辛辛苦苦地搞工作,我还官僚主义地批评你,让你受委屈,这像话吗?今天,我是诚心诚意地向你检讨,请你原谅!
”古博听后,眼泪夺眶而出。 张体学功成不居,但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和错误,他却总是第一个担责揽过。1959年冬,湖北各地发生严重饥荒,有的县已饿死了不少人,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痛心自责。
他一方面根据省委的意见,把省里的储备粮飞速运往最需要的地方,一方面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这位铮铮铁汉向老领导哭诉道:“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湖北人民在挨饿呀!
我做不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求中央支援我们粮食。”几天后,中央给湖北拨来了3亿斤粮食。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针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对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困难,张体学在湖北大组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逐一检讨了自己的缺点,严格剖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
张体学一贯爱护同志,维护团结,尤其是在困难之时,他更是顾全大局,主动担责。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错误地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当时湖北迟迟没有动静,这让体学很有些不安,他担心省委书记王任重难办,就主动找到王任重说:“就批判我吧!”王任重是了解体学的,他当然知道体学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张体学主动担责揽过的胸怀却令他深深感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革期间,张体学自身也处在危难之中,但为了保护身边的同志,常常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置个人之安危于不顾。当王任重被揪斗时,他在湖北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说王任重反对毛主席,根本不是事实。
就连一句对毛主席发牢骚的话,我也没听任重讲过。”在逆流横行之时说这些话,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需要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啊!重病之际,他仍以这种担当精神来教育省、地、县、区社的广大干部,要大家“努力学习,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要抓生产,敢讲业务,敢说敢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