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邝文美 第7章 宋淇与邝文美
在谈我父亲宋淇之前,不妨先讲一个我觉得颇耐人寻味的人物-我的“不存在”的伯父。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时,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叫宋梁,我父亲宋淇是次子,然后是叔父宋希,女儿是宋哲明。
关于这位伯父宋梁,我没有任何确实的资料。我父亲曾告诉我关于他的故事,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据说祖父在年轻还未结婚时,跟家里的一个丫头有了孩子。我曾祖母下令,丫头可以在家里待产,将来生下来的若是儿子,就留子不留母,若是女儿的话,则母女皆不留。
这故事听起来分明是旧粤语电影的桥段。结果诞下儿子,曾祖母便赶走了那丫头。这个私生子就是宋梁,他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别的儿子,所以宋梁也不喜欢这个家庭。1949年之后,他带他的儿子宋天泰到新疆发展石油工程,从此便跟我们断绝了联系。
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书信之类保存下来,只是以前在父母间的一些玩笑中,我偶尔会听到他的事。父亲跟我说的往事,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呢?现在也无从深究了。
现在开始谈谈我父亲的故事。他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原名宋淇,又名宋奇、宋悌芬(Stephen Soong),笔名有很多,如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庞观清等。
他小时读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等古书启蒙,其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学士。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锺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
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因工作关系而结识了张爱玲)、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在电懋期间,他编写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是香港作家中最早进军电影业的人。
文学事业方面,他主编过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书,又在1972年创办《文林》杂志。此外,在1968年至1984年间,他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译丛》中译英半年刊,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昨日今日》《更上一层楼》《红楼梦识要》《林以亮论翻译》《林以亮诗话》等。
自小父亲就在上海大屋(愚园路1000号)里接受私塾教育,即广东人所谓的“卜卜斋”。为什么叫“卜卜斋”呢?其一,如果你学不好,老师会用木尺打头,发出卜卜声响;其二,“卜卜”也代表背书时的节奏。我小时候也读过卜卜斋,所以深知个中甘苦。
父亲当时接受一对一的教学,有时也跟弟弟宋希一起上课。他读过的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诗经》《春秋左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庄子》与《列子》。其中《庄子》与《列子》不是塾师的主意,而是祖父的主张,认为它们的文体有特色和个性。
父亲不知道背四书五经是否有用,但这无疑为他将来的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提到我曾祖父为人较吝啬,人也较为吝啬,所以请塾师一事,应该也是祖父自己的主意。我父亲、叔父都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在学业上从来不用双亲操心。
父亲、叔父知道祖父在青岛有一间大屋,里面收藏了很多外文书,所以每次一到青岛便在书房中尽情浏览。两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对外文产生了兴趣。至于父亲学习外文的具体经过,我没有详细资料。我手头只有一份父亲的简历,说他“1932年进入圣约翰高中”-那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
但他在1919年出生,1932年才十三岁,所以这个“高中”未必和我们现在的高中是同一件事。圣约翰高中用英语教学,他入学时必然已打好相当的基础,也许是家中请了私人老师来辅导也说不定。
另外,我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里也提到一点他学习英文的经历:“他(祖父宋春舫)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1935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集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我还记得在1936年暑假时,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
曲折的大学生涯
我父亲十六岁入读燕京大学。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人,跟父亲较投契的同学有张芝联,他父亲是光华大学的创办者张寿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被迫迁到外地。后来,我父亲用笔名林以亮给夏志清《鸡窗集》写了一篇序,即《禀赋·毅力·学问--读夏志清〈鸡窗集〉有感》,就提及“七七事变”的遭遇。
当年父亲正在青岛歇夏,华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赶去上海,谁知却碰上“八一三”。他和张芝联商量,这次是长期抗战,不如到内地大学继续学业,遂决定去南京转汉口,向武汉大学登记借读。谁知战局情势急转直下,到了圣诞节,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对借读生并无特别安排,他们只好回上海租界内的大学借读。
但据我所知,当中过程并不简单。他们首先要逃到重庆,只能住在山洞里,里面的老鼠非常大,环境很恶劣,我父亲亦因此染上肺炎,后患无穷。今天患上肺炎,服用盘尼西林就可以根治,但当时药物缺乏,只能靠土法处理:服用硫黄。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料理不善,我父亲后来一辈子被肺疾缠扰,病根就是这硫黄。
就是这个肺病,害他往后几十年屡次辞职休养。如1952年,他到美国新闻处担任英文书籍翻译,一年后就因疾请辞。又例如他在邵氏工作时,肺部受到感染,不断积脓水,只能在腰部钻孔,插一条胶管引出脓水,但他上班得穿西装,只好把脓水引入一个玻璃瓶里。
大家觉得奇怪,怎么他走到哪里都挽着这么一个有胶管的大纸袋呢?他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有一次是割肺结石,那块肺结石顶住肋骨,肋骨刺穿了肺,而肺结石很硬,硬得最后连电动锯都给崩断了。
多年来照料他的医生是他的燕京大学同学,叫卢观全。不少资料说我父亲到过美国留学,其实没有。他无法去美国,一个原因是他离不开这位医生,其次是移民到美国要做肺部检查,但他的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医生也无法讲出美国人认为是正常的解释,所以我父亲说,这辈子是无望移民美国了。
由于健康欠佳,加上内地生活条件不好,父亲只在国立武汉大学借读了一学期,1938年便到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那时光华大学的同学中,有来自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夏济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选的课上教授好而学生少,彼此切磋,乐也融融。同学大都志趣相投,还合力出了一本同人杂志《文哲》,轮流编辑。
1939年,燕京大学重开,父亲遂返回读书,1940年以荣誉文学学士毕业于西语系。现在有人说他就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也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系,当中关系很乱,我们实在不清楚当时的科系变化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比较文学系,但简历上写了西语系。我认为较准确的说法是,他在西语系念了比较文学专业。1940年他留在母校,担任西语系主任助教,授大一、大二英文和翻译,直到珍珠港事变学校关闭为止。
燕京师友
自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后,便由曾祖父当家。曾祖父吝啬,没有给在燕京生活的父亲、叔父很多生活费。当时他们俩一起生活,叔父性格较害羞,一直听从父亲的话。父亲比他大三年,对他向来照顾有加,所以他们的感情很好。
据我所知,那时燕京西语系系主任是Harold Shadick(谢迪克),对父亲和他的朋友影响非常深。谢迪克1902年生于伦敦,在多伦多大学念哲学,1925年至1942年到燕京教书,1943年至1945年燕京沦陷时被拉进集中营。
1938年秋,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后来在《洋嫂子&洋妹子etc》中提到谢迪克:“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但由于战乱关系,他在1946年回到美国东部。直到1993年,他和我父亲才有书信往来。
我父亲跟我谈起他的大学生活时,也提到当年如何戏弄新生,即所谓“拖尸”。“拖尸”是英语动词“toss”的译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
父亲有六尺高,在燕京时非常喜欢打篮球,因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孙君有一位女朋友,叫邝文英。后来邝文英充当红娘,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父亲,也就是我母亲邝文美了。当时大约是1935年至1936年间,她在上海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读书,邝家也在上海居住。
邝文英有一次趁学校假期,把我父亲介绍给母亲认识,而我父亲也只能在放假时才能和母亲见面。有人说我父母是燕京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有关他们相恋过程的文献没有多少,我手头上虽然有些他们的通信,但都是婚后从香港到海外公干时写的家书,跟相恋无关。
在父亲年青时写的日记中,出现过很多好友的名字,但他基本上不跟我们提。其中一位“孙以亮”应该是我父亲比较重要的朋友,理由是父亲常常用“林以亮”作笔名。他曾跟我说过,林以亮这名字是从我姐姐的名字(宋元琳)中取出“林”,再加上我名字(宋以朗)中的“以朗”拼凑而成的,但“林以朗”念起来很拗口,便改为“林以亮”了。
我觉得这说法有点牵强,似乎是拿来逗我们小孩子欢喜的。他应该是用这名字来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
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徐诚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同学,也是《西洋文学》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香港,初期就住在我们家。他英语很好,考入香港公务员,我们跟他同住,也因此有资格购置一台电话。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可不是有钱就可以拥有电话的,还需要讲资格。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962,只有四位数,可见当时香港电话不超过一万台。不久徐诚斌到罗马读神学,三年后回港成为神父。他开始时在天主教书店工作,之后每个职位都表现出色,最后擢升至香港区天主教主教,也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主教,时至今日,还可以在香港找到冠上他名字以做纪念的学校。他在1973年去世。
搞话剧、办杂志
在上海沦陷区,我父亲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黄宗江、孙道临、黄佐临、董浩云(后为船王,其子董建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等成立了同茂剧团,公演话剧,宣扬抗日,据点设在法租界的金都戏院。他们演出的话剧有巴金的《家》,还有《甜姐儿》。《甜姐儿》由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主演,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而黄宗英也成了上海市民的偶像。
父亲在上海热衷搞话剧,但到香港后并不愿意接触,当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曾经看过一些记载,说父亲发现和他一起办剧社的几乎都是地下党员。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被利用了,又或者嫌话剧界人事复杂,便不想继续办下去。至于真正原因,他从没向我们提起过。
在黄宗英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略知当年搞话剧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黄佐临本来主持的剧团被迫解散,石挥(石毓涛)、黄宗江、黄宗英等人都不得不待在家里。后来黄宗江等人又组织了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多台新话剧,包括杨绛写的《弄假成真》,而这些活动的背后支持者就是我父亲。
那时我父亲家境富裕,英文好,在文化圈里朋友众多,与夏衍、钱锺书、傅雷等都过从甚密。若剧团遇到什么困难,多半是由他出面解决。当时环境十分艰难,团员为此要搞好形象,多做宣传。
父亲经常在良友照相馆同演员合影、聚会,鼓励他们拍广告壮声势,如黄宗英十九岁时有一张时髦的照片,就是父亲鼓励她去拍的。他对黄宗英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便真的打扮起来。现在看来,黄宗英当年赢得“甜姐儿”的美誉,我父亲可谓功不可没。
父亲在80年代接受水晶(原名杨沂,台湾作家)访问时,也谈到自己在上海的情况。水晶当年如此描述我父亲:身材高大,许有五尺八九寸,没有想象中的弱不禁风,反予人玉树临风的感觉,只是脸色略显青苍,而走路时左肩有点侧倾--那是生病引致。
关于上海往事,我父亲说,他在上海沦陷区来往的,多是出身于燕京大学的剧团中人,跟电影界则没有接触。“抗战一胜利我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脱离了那个话剧界。可是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入了电影界,其中各地方的人都有,譬如说黄宗英、黄宗江,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可是不会说温州话,完全说国语。
这一批人都入了电影界,他们主要入的是文华公司,老板是吴性栽,吴另外还有一个公司是清华公司,燕京派的人大批进去,文华公司则有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