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 廖汉生将军在大西北(附人物简介)
廖汉生(1911年-2006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湖南桑植人,土家族。1929年参加湖南桑植苏区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廖汉生任乡苏维埃代表。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七师党委书记,九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团长、政治委员,独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员、代旅长,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江汉军区副政委委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一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兼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廖汉生将军(右)与毛主席
大西北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也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开国将军廖汉生在这里战斗、学习、工作、生活,前后长达20个年头:陕甘会师、抗日出征、延安整风、南下北返、保卫延安、转战陕西、出击陇东、进军青海……解放大西北、又致力于保卫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晚年,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我自认为是一个老西北。”
一、挺进甘肃、青海
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作为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西北战场英勇作战,所向披靡,节节胜利。1949年7月6日,一野在咸阳十八兵团司令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中央军委确定一野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解放陕甘宁青新,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二野解放贵、川、康。一野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
7月,一野发起扶眉战役,歼敌四个军4.3万人,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关中的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入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从此,胡马集团被彻底分割,青、宁二马退居陇东。
7月16日,一野决定“阻胡打马”,以18兵团警戒胡宗南余部,以1、2、19兵团三路西进,发起陇东战役。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1军作为1兵团先头部队,从宝鸡沿着西兰大道挺进甘肃。在进军的过程中,第1军准备歼灭驻守陇县的青马集团骑兵十四旅,但敌人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7月25日,第1军解放陇县,继续向固关镇方向迈进。固关镇在陕甘交界的关山东侧,是西兰大道进出甘肃的门户,马步芳将最精锐的骑兵十四旅放在固关,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入陇。7月28日,第1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动进攻,全歼守敌,打开了进军陇东的门户。我军乘胜追击,1军解放秦安,2军解放天水,其他部队也接连解放陇东广大地区。青宁二马,一个逃往兰州,一个窜回宁夏。
7月底,青海军阀马步芳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自命“西北支柱”,叫嚣要与共军决战兰州城下。野司确定“先打青马,后打宁马”,发动兰州战役,令1兵团率1军、2军并18兵团的62军挺进临洮、临夏准备直捣青海,截断青马后路。第1军于8月11日从秦安继续西进,12日解放陇西,15日解放渭源,17日解放临挑,21日继二军后西渡挑河,23日进驻临夏,军侦察队解放黄河岸边的永靖城
临夏又称河州,是青宁二马的出生地和起家的地方。我军解放临夏,抄了马家的窝子,斩断了青马右翼,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不得不从兰州战役前线抽调骑兵第八师回防青海,从而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8月25, 26日,经两天激战,兰州城终干被野战军主力攻克,青马主力3万余人被歼,马步芳等乘飞机窜回西宁,青马残部仓皇逃入青海、新疆。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野司向1兵困下达了进军青海的命令。第1军就近从永靖渡口,经民和、乐都,沿湟水,由东向西,走兰州到西宁的大道进军。
永靖渡口是从甘肃进入青海的一个传统渡口守敌逃入青海时将原有的铁索桥彻底破坏,各种船只也被掠走或烧毁。敌少、企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挡我解放青海的进军步伐。8月27日,第1军先头第二师和军直炮工团利用前几天收集到的铁链、绳索、木板和几只小船尝试在黄河上架设浮桥,皆因水流湍急而失败,仅有的几只小船也被冲走了。
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赶到永靖渡口 ,察看情况后决定放弃架桥,学习当地老百姓的办法用牛羊皮筏和大桥渡河。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收集到无数皮筒子,赶扎出上百只皮筏子,组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
28日凌晨,先头二师五团第三营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夺占了山头阵地。而后,全军各部队依次乘皮筏子渡河。经过6天抢渡,1军3万余名指战员、2000余匹骡马和上百门山炮及全部辎重,凭借着最原始的工具,安全渡过了黄河天堑
先期渡河的部队经民和、乐都直取西宁。兰州战役前回窜青海的青马骑兵第八师和战后逃回的残部,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马步芳残部不战自溃,仓皇逃散。当时,马步芳已于兰州解放第二天从西宁乘飞机南逃,其子、青马82军军长马继援8月31日窜回西安,9月1日乘飞机逃走。其部下四散而去,各奔东西。
西宁城内的部分士绅和各族群众主动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看守马家遗弃财产,并派出十几部汽车前来接运我军,迎接解放。
9月5日,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这一天就作为青海解放纪念日载入史册。不久,廖汉生得知二女儿正好在9月5日那一天出生,他特意取名为“涤青”,以纪念我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解放青海的功绩。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军军部进驻西宁。9月9日,王震司令员兼政委率兵团部和第2军从另一路来到西宁。1军以西宁为中心迅速向其他地区扩展。到9月底,除边远牧区外,青海大部获解放。9月18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群众3万多人和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第1军军举行威武雄壮的入城式。庆祝大会在高昂的军乐声中开始,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发表讲话。各族各界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一位75岁的老人在街头上挥笔赋诗,表达了各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
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
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二、建设人民新青海
9月26日,奉中央军委命令,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廖汉生任青海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职权,并负责召开青海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为针对一些人嫌青海条件艰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汉生领导全军深入开展了“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大家不光是看到青海的贫穷落后,还要看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不仅要解放青海,还要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青海。为了长期扎根青海,建设青海,廖汉生和1军副军长王尚荣把妻子小孩从古都西安接到西宁,在青海安下了家,后来廖汉生的儿子廖建军就出生在西宁。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建政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剿匪平暴
青海的迅速解放,使青海马氏集团长达四十余年的黑暗统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而是伺机反扑。1949年10月,马步芳的老窝子甘肃临夏发生叛乱。第1军抽调3师和其他兄弟部队剿匪平暴。经过两个月的清剿,扑灭匪乱。
就在第1军抽调1师在甘肃临夏平叛之际,青海马步芳余部马英、马成彪在大通、门源等地发动叛乱。
12月25日,原青马集团骑兵第8师师长马英,纠集5000乌合之众发动叛乱,将大通县城、桥头镇及附近我县、区人民政府和部队驻地包围,进行疯狂的冲击。与此同时,马成彪在门源县发动叛乱,纠集1200余众进攻门源县城,门源县副县长翟鸿儒等40余人全部牺牲。受马英、马成彪叛乱的影响,一时间青海各地反动武装暴乱迅速蔓延,小峡、湟中、循化、化隆等地发生土匪暴乱。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军政人员,手段极为残暴。
第1军接到大通县城土匪暴乱的信息之后,立即派第3师师长兴中率领1师7团和军直侦察连乘汽车驰援,接着又加派2师6团和军炮兵营,击退数千匪众,解大通县城、桥头镇之围。匪首马英又再次纠集600余人进犯桥头镇,2师骑兵营从湟中赶来配合6团1营将叛匪击溃,并打死匪首马英。剿灭马英之后,解放军趁势进攻门源,消灭马成彪,收复门源县城。同时,解放军又平息了湟中、化隆、循化等地发生叛乱。
西北地区民问题非常复杂,剿匪平暴是一场严峻的军事、政治斗争。这些叛乱的匪首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造谣污蔑“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要杀回灭教。”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心理,一时间欺骗、裹挟不少回族群众。解放军将士在剿匪平暴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要迎击反动匪徒的顽抗,一方面是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当时甚至有一些身背吃奶娃娃的回族妇女也手举镰刀,冲着我们的战士喊:杀呀,杀呀。
面对这样的情况,官兵思想不统一。有的战士本来就对同志、战友惨遭杀戮而悲愤万分,对冲着我军喊杀的人更是火冒三丈,想端起枪来痛快反击,主张“以血还血”、“以刀对刀”。
针对这样的情况,廖汉生等人认为必须统一思想,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廖汉生一再强调:“假如我们同样采取报复行动,不讲政策,不加区别,我们就会失去群众,结果会流血更多,军队流血、群众也要流血。我们必须坚持对部队指战员,对当地各族群众进行反复、耐心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严格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思想认识统一后,廖汉生等人制定了“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政策,在剿匪平暴斗争中坚持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区别对待整首恶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别对待匪徒问题与民族问题,最大限度地孤立并狠狠打击少数顽固分子,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人,剿匪部队以严明的纪律,打破“杀回灭教”的谣言,争取大量受欺骗、被裹胁的回族群众,丢掉刀枪,安心生产。
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8月,大规模的匪徒基本肃清,第1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共歼灭叛匪5300人。当然在剿匪的斗争中,我党政军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仅第1军就伤亡千余人。
1950年9月,第1军暨青海军区在西宁召开首次党的代表大会,廖汉生当选为党委书记。一军党代会结束以后,青海军区奉中央军委、西北军区命令,派驻在玉树的骑兵大队从玉树出发,由北向南进军,击溃藏军第七团,而后人不鞍、马不停蹄,直插昌都背后,取得昌都大捷。
2、模范执行民族宗教政策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据廖汉生回忆:当时青海全省约120万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47%,藏族占33%,回族占12%,土族占6%,蒙古族占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马步芳集团统治青海四十年,在对各民族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推行民族压迫,激起民族仇恨。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积怨甚多、纷争不已。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实现青海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处理好了民族宗教政策。一是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向青海进军的过程中,大力开展普遍而认真的民族政策的学习教育,规定认真严格的特殊纪律。在军管会中,还成立了民族处,负责联系各民族的民族工作。全军上下都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从而赢得了各民族的热烈拥戴。塔尔寺僧众为了感谢人民解放军对这座名寺的保护,派代表来西宁,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及青海省军政委员敬献锦旗。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在青海省军政委员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一批民族自治政府。
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建立了各民族联合自治政府。三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1949年12月,毛主席指示青海省委: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青海省举办青年训练班,选拔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经过短期的学习,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这些干部迅速成为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骨干。四是妥善调解民族矛盾。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以调剂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民族间历史遗留下的大量纠纷、隔阂和积怨,制止流血械斗,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五是努力做好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的工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领袖和民族上层分子在群众有较大的影响力,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廖汉生等人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通过集体座谈、个别交谈、广交朋友等形式,联络感情、沟通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消除他们的疑虑,通过他们争取更多的群众。当时在青海省人民政府任职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有喜饶嘉措、马朴、詹东·计晋美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十世班禅,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忧。”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并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廖汉生与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政治代表计晋美和班禅的老师、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取得联系,并派部队在偏远牧区香日德找到了十世班禅,并将班禅一行接到青海西宁。在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1951年12月,十世班禅结束自九世班禅以来流落青海30年、最终客死青海玉树的遭遇,返回日喀则。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习仲勋、廖汉生到塔尔寺为班禅送行。为保障班禅顺利返藏,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党委派军区党委联络部部长范明、牙含章等同志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派驻班禅行辕的代表,负责护送工作,成立了由范明任书记的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青海省军区骑兵部队组成青海省独立支队,负责护送班禅。十世班禅一行经过4个月的艰难跋涉,安全抵达拉萨,受到各界群众和18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见面后,返回日喀则。
喜饶嘉措,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也是伟大的爱国者。廖汉生非常尊重他。一开始,喜饶嘉措对我党的政策有疑虑。经过廖汉生等人耐心解释,他逐渐了解党的政策,从而紧密合作。后来,喜饶嘉措出任青海省副主席,对藏族民众、藏传佛教僧众产生了重要影响。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詹东?计晋美,也担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马朴,原是马步芳的部下,曾参加围堵红西路军,抓了不少红西路军战士。解放前,马朴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人民政府不计前嫌,任命他为青海省政府副主席,为稳定回族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3、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青海资源非常丰富,有“黄金青海”之称。经过马步芳反动集团四十年的横征暴敛,青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省会西宁,号称人口6万,实际上不到5万;马步芳所谓的八大工厂,实际上不过是生产皮革、火柴、肥皂等简单产品的八个作坊;马步芳父子逃离西宁时,抢走了大量黄金、银元和珠宝。在广大农区、牧区连牲畜都抢走了,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生产生活非常困难。总之,刚刚解放的青海,是一穷二白的乱摊子。
廖汉生等青海党政领导,在继续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一是组织恢复生产。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工业、财经和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组,迅速恢复生产。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二是成立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生产。1950年春,各单位立即掀起以农业为主、工业、手工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当年开荒76000亩,播种7190亩,种菜2490亩,超额完成每人3石小米的生产任务,喂猪养羊,开小作坊40个,采金200余两,大大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也带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勘探开发柴达木盆地。柴达木是聚宝盆,但当时荒无人烟。为开发柴达木盆地,第1军组织力量勘探,抽调3师8团两个步兵连和骑兵团的一个连作为先遣队到柴达木进行农业开发,种庄稼、蔬菜。四是修建青藏公路,改善交通条件。1950年4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给第一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侧。第1据迅速组成9000人的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青藏、宁张两路段的筑路任务,总计新修公路400余里,砌筑大小涵洞90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由于完成筑路任务出色,1军受到了总部的嘉奖。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廖汉生与贺炳炎、王尚荣等人共同题签了日月山筑路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日月山前,记录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那个伟大的工程。
三、全面主持西北军区
1952年,廖汉生调离青海,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军区干部部长,3个月后,又担任西北军区副政委。10月下旬,廖汉生被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前四位书记分别是:第一书记彭德怀,先是在朝鲜战场,指挥志愿军作战,后又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第二书记习仲勋,同时兼任西北军区政委。他于1952年9月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不久即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第三书记张宗逊,不久即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第四书记马明方,长期主持西北局的工作。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委第五书记的廖汉生全面主持西北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剿匪,平叛
国民党反动政权退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企图在地处偏远的大西北,建立所谓的陆上台湾、反攻基地。西北各地匪徒也利用沙漠、戈壁、高原等复杂地形负隅顽抗。经过我人民解放军持续不断地打击,到1952年西北各地土匪相继剿灭,只剩下号称“中华反共救国军103路”马良和“中华反共救国军102路”司令马元祥两股土匪,流窜于甘、青、川三省藏区,为祸一方,成为残存于大陆、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反动政治武装。为了彻底剿灭这两股土匪,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联合召开作战会议,拟定围歼的部署,并上报毛主席、中央军委。1952年12月,西北军区召开剿匪会议,安排部署了马良、马元祥的作战方案,随后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同时组建了“甘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着手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3年春,西北军区调集骑兵第1师、步兵第1师和甘肃、青海省军区两个独立团,在西南军区空军和步兵的有力配合下,进攻马良、马元祥匪军。剿匪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匪徒采取奔袭、围歼、追歼等多种军事打击手段,在茫茫草原,风餐露宿,连续作战。到5月中旬,流窜于甘、青、川边界的马良、马元祥匪军被全部歼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嘉奖电报。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
2、筑路、开荒、大生产
西北部队长期战斗在大西北,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有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在和平建设时期,已成为开发、建设大西北最重的力量。一是修铁路、公路,改善交通条件。1950年4月,西北军区抽调8万部队,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天(水)段,并修建天(水)兰(州)段,第2兵团政委王世泰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和总指挥。1952年9月,天(水)兰(州)铁路建成通车,是继成渝铁路之后建成的第二条线路。 毛主席专门题词祝贺。
1952年前后,根据重新勘察选定的青藏公路新线路,在西北军区后勤部慕生忠的带领下,修筑了从黄河沿到巴颜喀拉山察拉坪的路段。这是青藏高原最难修的一段。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的地段在5000米以上,氧气稀薄、气候多变,又是千年不化的冻土地带。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其中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10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翻越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为藏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便利。
在保卫边疆、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王震将军领导新疆军区创造了突出的业绩,堪称全区、全军的模范。王震亲自带领新疆部队发扬359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光荣传统,创造了屯垦戍边的辉煌。开垦了数万亩农田,建设被称为“戈壁明珠”的花园城市——石河子市。同时,王震又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钢铁、电力、水泥、印染、运输等工业企业。1954年2月,王震调到北京,担任首任铁道兵司令部兼政委,后又担任农垦部部长。王震之后,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政委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建设兵团政委。陶峙岳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兵团辖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两个团,成为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强大力量。
1953年,廖汉生率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郭炳坤、后勤部长张贤岳飞及全体苏联顾问,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廖汉生一行在新疆视察月余,对新疆军区的工作,尤其屯垦戍边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
3、尊重,友谊,促进民族团结
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处理好民族问题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非常关键。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说:“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是我军的一项重要任务。西北军委党委一方面教育指战员支持、爱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团结各民族群众,一方面直接出面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西北解放前,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分别统治青海、宁夏几十年。宁夏马鸿逵之兄马鸿宾因与马鸿逵矛盾重重,在我党我军努力争取下,马鸿宾顺应时代潮流,与其子马惇靖率部起义。鉴于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为解放宁夏作出的积极贡献,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马惇靖担任独立第2军军长,1953年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期间,尊重马氏父子,建立了良好友谊。
廖汉生在青海期间,高度重视班禅方面的工作,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班禅返藏提供了大量帮助。1954年,十世班禅从西藏经兰州进京。廖汉生会见了他,并请他登上西北军区司令部大楼,浏览兰州新貌。30年后,廖汉生与十世班禅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同事,十世班禅始终非常尊敬廖汉生。
4、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军战士多是贫苦农民子弟。据廖汉生回忆说:“当时整个西北军区80%的干部战士识字仅在千字以下,其中认识500字以下的占一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比比皆是。数学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干部,连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解放以后,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1952年确定为全军文化训练年。1952年9月,廖汉生调任西北军区政治主任,当时正值全军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决定全军区普遍开办速成教育,军一级开办速成中学、师一级开办速成小学,团以上机关办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连队办速成班。在学习过程中,先是速成识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语文,继而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历史、几何、化学等课程,普及科学常识。西北军区还成立干部文化学校,廖汉生兼任校长。当时有许多干部战士,经过速成学习,短短几十天就能识二三千个汉字,可以读书看报。在学习活动中,涌现出了崔八娃这样高玉宝式的战士,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和嘉奖。
1952年,廖汉生与西北军区参谋长彭绍辉到北京参加全军召开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议重点讨论1953年军事训练的问题。1953年6月1日,西北军区正式开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正规训练。1953年5月1日,军委正式颁布了《内务条令》、《对列条令》、《纪律条令》。1954年5月19日到6月19日,廖汉生和西北军区副司令彭绍辉参加了中央军委组织的“全军在职干部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培训分两个阶段,先是一个月的理论课,从军队符号、军语、标图开始学起,直到集团军的防御作战原则、指挥。课堂设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南海居仁堂。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苏联顾问亲自上课。培训的文化成绩,廖汉生是满分(5分)。培训的第二个阶段,参加“集团军反登陆战役首长——司令部演习”,总导演是刘伯承。就在这场演演习当中,彭德怀告诉廖汉生,中央即将任命他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4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廖汉生和张宗逊、甘泗淇、陶峙岳和战斗英雄宋忠福5人选为全国一届人大代表。
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了《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根据决定,西北军区划分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张达志、冼恒汉分别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政委,王恩茂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接着军区调整的机会,廖汉生打报告,请求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当年3月,廖汉生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两年半后,廖汉生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他有意赴新疆任职,重新投入到保卫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去,不料中央任命他接替刘伯承元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从此离开了他生活、工作、战斗了20年之久的大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