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孟京辉 孟京辉 廖一梅第一千次说爱你

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只要有爱情。

他——是先锋话剧的代言人,验证话剧也有票房的开拓者,一个天生注定要主宰舞台的戏剧精灵。

她——是特立独行的才女,文艺青年的精神偶像,一个能把话剧写成“永远的爱情圣经”的高手。

他们——是一对夫妻,夫导妻编,双剑合璧,以痴狂的“犀牛”式爱情,风靡小剧场13年,将国内当代实验话剧推向了巅峰。

一部话剧,千场演出,这是一个中国式奇迹。

《恋爱的犀牛》就像一个磁场,不管是创作者、演出者,还是观众,只要走进,面对这只“犀牛”的时候,都会在身体里产生相同的频率,被一种东西击中。

而这种东西,就是爱情。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是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至理名言,也是孟京辉、廖一梅的执着坚守。

8月7日,保利剧场,“犀牛”演出千场会上,孟京辉深情款款:“‘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就是永远作为第一次’。‘犀牛’是第一次,也是第1000次,是第1000次说的我爱你。”

这,是他们的戏剧追求,也是爱情宣言。

他说: “只要你进剧场,我就能把你搞定。”

一只犀牛,他恋爱了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这是《恋爱的犀牛》中的经典台词,也是衡量一个人“先锋”与否的标签。

13年后,再说《恋爱的犀牛》的诞生故事,听起来跟所有功成名就之后的回忆一样具有传说气质。

那是1999年,编剧廖一梅、导演孟京辉还只是一对为戏剧痴狂的新婚夫妻。孟京辉赴日本考察期间,廖一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就了一个“就想自由一点,不用跟导演谈,也不用跟别人反复解释”的故事,名叫《恋爱的犀牛》。

“犀牛”恋爱了,却没有任何情节,就是讲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后为她做了一切的过程中,主人公特别强烈的表达。但就是这部“并没有考虑到观众接受程度而只是自己一股脑儿地表达”的剧本,却让耳闻目睹了日本戏剧和商业小剧场之繁盛的孟京辉的眼睛为之一亮。他决定亲自执导,将廖一梅的《恋爱的犀牛》搬上舞台。

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排练场地、资金这些在十多年后看来一笑了之的事儿,在当年当时,却是另一种艰难。

还是1999年,为了排练《恋爱的犀牛》,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青艺小剧场首演,孟京辉和廖一梅毅然决定抵押婚房,借来二十万元,两人还商量着,如果“犀牛”没人看就由廖一梅写剧本还钱。

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的爱情故事,竟引发了如此壮观的井喷式效应。上演仅仅两周,小剧场的座位已经塞不下前来的观众,这些年轻人在台下异口同声地喊:“爱他,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恋爱的犀牛》改变了大家对话剧的看法。“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理智的时代,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时代……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的经典独白,犹如散不去的雷声一般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久久回荡。

在那个网络刚开始兴起的年代,论坛里随处可见“跪求恋爱的犀牛门票一张”字样的帖子,每天开演前买票的队伍从胡同里排到交道口大街上,于是“犀牛”在20场计划外又临时加开了20场。

“犀牛”狂奔的13年里,孟京辉的故事,几乎成了每一个小剧场戏剧人的励志传奇,“永远的爱情圣经”通过一版一版的马路和明明延续着一场爱情的马拉松。

让戏剧像爱情一样来到你身边

13年,时间不算短。如今,当年看戏的文艺小青年已是人到中年,孟京辉却仍然在剧场里和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他执导的作品永远带着强烈的“孟氏”标签,喜欢他的观众称之为“先锋”戏剧。

对于这样强烈的个人风格,孟京辉称并不是有意为之:“这是我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还有我的个性决定的。我是一个比较激情化的人,有理想主义色彩,做事情不是那么现实,不是那么斤斤计较,我更尊重自己内心的愿望。这些东西加起来,就会形成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

私下里,孟京辉并不反感“先锋剧作家”的称号,“先锋是个姿态,要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没价值也不行,要有创造力。”他说,没有个性的戏剧,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他喜欢做有个性的戏剧,也喜欢和有个性的人做朋友。

“虽然有些个性并不太合乎大众的标准,但你仍然会觉得这个人有多可爱。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美好,你会觉得他们对生活的判断是积极的、有效的,让你对生活有那么多的追求。”

和孟京辉这样的人聊天,常常让人觉得上天厚爱一部分人,随心所欲,信手拈来都是成功的。但是这和他此前孤注一掷、一无所有地做戏剧似乎又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观众不进剧场,这可能是宣传的责任,但只要观众进来了,我的任务就是让戏剧像爱情一样来到你身边,俘虏你的心。”

曾经,在无数个场合,孟京辉说自己已经不再“愤青”,但是他仍然抱有旺盛的创作能力。孟京辉觉得自己还是很会为自己留下余地:“我肯定不会死在摄影机前,也不会死在排练场,所以,我还可以去做点冒险的事……戏剧家如果不由着自己的性子疯狂地干点事,那多亏啊!”

这些年来,孟京辉的作品无疑成了票房保障的绝对号召力,这对孟导来说,更像是一种鼓励。孟导也乐于被冠上这样的标签,“首先,这并非商业的或者非常手段获得的标签,这是通过我的先锋戏剧得到观众的认可之后,所换来的结果。”

至此,那枚如影随形多年的“小众”标签,连同他自己都记不得的陈年往事一起,静静地躺在了从前。

蹦着就把钱挣了

“犀牛”卖座,赚了个盆满钵满。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犀牛”仅在蜂巢剧场就演了564场。以蜂巢剧场300个座位满座,平均票价150元来计算,四年时间“犀牛”仅在蜂巢一个小剧场就创造了2538万元票房,这还不算在其他大剧场上演的325场。(数据截至2012年7月底)

从先锋戏剧老炮,变成通吃70后到90后的主流戏剧艺术家。孟京辉承认这些年“没那么尖锐了”,但对“你变了”的指责心存怨恨:“是不是我现在在地铁里卖唱,他们才会觉得是在延续他们想象中的美丽、残忍、青春的回忆呢?这太不厚道了。”

孟京辉还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自己的“不变”:为了做《柔软》,他打定主意往里赔一百万(结果不小心赚了);

《初恋》和某汽车品牌合作时,他坚决不同意让演员为汽车活动站台;

蜂巢剧场每天发售80-100张学生票,每张仅售50元;

2012版犀牛掏出22万制作纪念品送给观众……

“我发现只要勇敢往前走,很多事跟钱都没关系。”孟京辉说。自己对一个戏是不是赚钱并不关心,他的欲望在于“表达我的灵魂状态”。

“我常和别人说,我一岁的时候能喝5瓶奶,现在连2瓶都喝不了,所以,对物质的追求实在不来劲儿。我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尽情地在文化的海洋里漂流。”

“我喜欢在排练场的感觉,那里的阳光、气氛、烟味、人来人往的感觉,真的让我很快乐。”孟京辉说,这些年他一直在不求回报地“玩戏剧”,没想到却得到了很多回报,“我是蹦着把钱挣了”。

每次演出,孟京辉都喜欢站在黑暗处,看舞台的灯光亮起的瞬间,还有那一瞬间观众们的表情与反应,都是他最享受的时刻。“太美妙了,我愿意永远享受这美妙的瞬间。”

此时的孟京辉虽然也在乎买票看戏的人数,但更在乎的,是艺术中的坚持。

她说: “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依然是我们知道的最美好的事”

爱情是我最热衷的题材

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历届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中,能把舞台剧做出名堂的女编剧至今只有两位,一位是北京人艺的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另一位就是《恋爱的犀牛》的编剧廖一梅。

生活中的廖一梅从来都是一个真实的女人,她会在咖啡馆里用不小的嗓门说“大众审美就是一堆臭狗屎”。但这并不说明她是个粗俗的女人,她的衣着精致,发型前帘被挑成紫红,端庄秀丽。只是这就是她的表达,一如她的台词在舞台上,像利剑一样挥舞。

“爱情这个题材是我最热衷的,我认为所有的爱情都是阴谋,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定,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接受程度。”廖一梅说,爱情不是永恒的,追逐爱情是永恒的,“那些‘情圣’,或者说那些假‘情圣’,那些喜欢诱惑的登徒子,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人物。当然,我只偏爱那些忧伤的,讨厌那些得意洋洋的。”

就着爱情的话题回归到自身,廖一梅不想太多谈论自己的爱情、家庭。她从不参加娱乐节目,没参加过任何访谈节目,甚至拒绝和丈夫孟京辉一同接受采访。“我和孟京辉的生活其实很枯燥,做的事和大家一样。那些爱情故事都是虚构的,只是生活会给我很多感受和养料。”

最勇敢的事是生孩子

2003年秋天,一向追逐风度的廖一梅变了,这一切缘起一个生命的孕育,“我不切实际地希望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远离丑恶和苦难,不切实际地希望他是一个幸运儿。从怀孕起,我不再看报纸和电视,因为能称得上是新闻的消息多半都是灾难。我常常叫嚷着让家人关上电视,丈夫常常伸手捂住我的眼睛,在这样一个世界怎样才算是幸运儿?”

2004年的初夏,儿子出生了。初为人母的廖一梅像个被惊呆的孩子,整天坐在摇篮前,看着这“最平常不过的奇迹”,任性洒脱的她多了一份母性。 如今,儿子已经6岁了。对廖一梅而言,儿子的出生成长基本没有影响她改变她。

“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是愚蠢的想法。我就是把孩子当朋友,相爱而不互相占有,希望他能成为相对完善愉快、能自我平衡的孩子。”

谈着儿子的廖一梅短发依旧,言语中的叛逆、偏执依旧。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也许,此梅就是廖一梅。

他们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齿轮,相爱肯定就要彼此伤害。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会打开自己,迎接它。”。

最恨把生活过成日子

除了话剧,孟京辉、廖一梅这对“先锋”伉俪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们共同走过的二十多年时光。

“我们觉得,所有的夫妻在婚姻中的人物关系都应该向后退,起码退到如果不是夫妻,还能是朋友,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玩,这样的婚姻才应该继续。因为朋友之间有一种对对方的基本尊重。”

戏外,这对永远不肯老去的“女文青”和“男愤青”,在绝不妥协平庸的生活中碰撞出的火花,点亮了很多人原本平淡的人生。

“我在艺术创作上,特别先锋前卫;但在感情生活上,却很保守,可能就是这样互补吧,形成一个平衡的状态。”孟京辉说,这么多年自己的婚姻没问题,也没有绯闻,让他很庆幸,“我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公众人物,只能说是业内知名人物。走到哪里,都没有人认得我们,这让我们很轻松。”

同样轻松的还有他的妻子廖一梅,“我是一个活在生活之外的人,我的精神状态经常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我不认为应该把心思太多放在日常生活层面。所以,要想永远保持年轻,也许应该生活在生活之外、时间之外。我最恨‘过日子’,我觉得‘过日子’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除了倒水,我从来不进厨房。”无数次,廖一梅毫无遮拦地表述了自己对世俗的幸福和柴米油盐的快乐如此的抗拒和怯懦,企图通过内心的思考,来划清她和生活的界限。 换来的,是孟京辉的认同:“确实,只是‘过日子’就有点平淡了,必须享受日子,要快乐才成。”

琴瑟相和,浪漫有加,羡煞一干凡夫俗子。

只是,与妻子不同的是,孟京辉偶尔会进厨房,“我把蒸熟的南瓜、小番茄、葡萄干、白薯、鸡蛋……都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摆成特别好看的样子,我儿子一看,就全都给吃了!要是平常让他吃进去这么多种东西,很困难。对我来说,就是玩呗!我还发明过一种饮料,就是把冰镇可乐中加进新鲜的胡椒面,在炎炎夏日里喝,有一股淡淡的汽油味道。”

而生活之外,说起老公孟京辉,廖一梅的眼里就会闪烁着钦佩的光芒:“孟京辉是我见过的意志力最强的人。如果论小聪明,我比他聪明多了,而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有力量去和各种事物抗衡,而我就没有这份力量,我顶多是对世界冷嘲热讽。”

聊起自己的妻子廖一梅,孟京辉也总会毫不掩饰地赞赏道:“我特别崇拜廖一梅。她就像一个挥舞着一把剑的骑士,在平原上出现。而我的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恰当的导演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她挥舞的剑的轨迹给固定住。”

这时的他们,更像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

“爱情是蜡烛,给你光明, 风儿一吹就熄灭。 爱情是飞鸟,装点风景, 天气一变就飞走。

 爱情是鲜花,新鲜动人, 过了五月就枯萎。

 爱情是彩虹,多么缤纷绚丽, 那是瞬间的骗局,太阳一晒就蒸发。”